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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等级更低的是小农（smallholder）、拥有恰能凑合度日的土地的农民(17)、靠服务换取微薄收入生存的贫穷教士，以及普通的手工艺人。大部分人既没有土地也没有一技之长，因此处于社会最底层。大部分劳工家庭生活在租来的一间村屋里，他们作为雇工在农场干活，但他们也经常被雇作纺纱工、织布工、起毛工或是制钉工。他们的食物有面包、奶酪、猪油、汤、啤酒以及菜园里的蔬菜，有时候在丰收时节，雇主也会为他们设宴。农场的仆人的住处极为简朴。在伦敦和一些较小的城镇，都市的穷人们为了谋生，成为普通的劳动者、搬运工、清洁工或从事其他一些卑微的职业。他们住在房价负担得起的住所，不论环境多么肮脏，但对许多人而言，他们根本没有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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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晚期，伊丽莎白时代的乡间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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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16世纪，富人变得更加有钱，生活也更奢华，衣着和饮食都与穷人不同。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用钱买到最高雅的服饰，许多人抱怨这种“混乱”可能使阶层的界限模糊，对此议会在本世纪初就规定：只有公爵、伯爵、男爵才有资格穿有金银刺绣的金线织的貂皮衣服。本·约翰逊（1572—1637），一名关于伦敦生活的粗俗讽刺作品的作者，写道：为了被认作是绅士，一个人必须去伦敦，“那里，在你初次亮相时，把你的四五百英亩最好的土地变成两三箱衣服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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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衣主教沃尔西在早些时候试图遏制包括高级教士在内的富裕阶层饮食过量的风气。他仿照从中世纪开始整个欧洲到处都有的节制的法令，明确规定了不同阶层的人可以享用的正餐菜肴数量，其中最多可以吃9道菜肴，这是像他一样的红衣主教可以享用的。而穷人吃不到这样的一餐。猛涨的食物与住房价格消耗着手工艺人、无地的茅舍农（cottager）、乡村劳工、简单劳动的工人的微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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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的经济机遇使乡绅、约曼、商人以及制造商更加富有，可以确定的是，在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社会流动。一些约曼晋升至乡绅阶层。而“中间那一群”的爱好与生活方式也逐渐接近绅士及其眷属。一些学徒在本行业里变成了独立的匠师。但穷人中提高社会等级的事例极为稀少，他们的人数和贫穷程度双双快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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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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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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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几乎一个世纪因人口持续增长而恶化的通货膨胀，16世纪90年代的粮食歉收使英格兰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戛然而止。英格兰的路上似乎从未出现过那么多贫穷且饥肠辘辘的人，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睡在田野，搜寻野果或可食用的根，向人乞讨，只为了活下去。一位富人观察到：“他们躺在街上，可能就像狗或野兽一般死去，没有人向他们表示任何仁慈或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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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有时只好自己处理这些问题。由于穷人们抢占了粮食并以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卖出，英格兰大部分的地区爆发了粮食暴动。妇女往往是粮食暴动的主要参与者，因为在市场上设法量入为出是她们的任务。这些骚乱增强了国家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秩序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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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英格兰，给人戴上颈手枷示众，作为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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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对严重犯罪的指控飞速增长，并在1590—1620年间到达顶峰。这些罪行中最普遍的是流浪罪，因为人们常常为了觅食而流浪。流浪汉被逮捕后要戴三天的足枷，然后被打发回家。偷窃案也变得更多且愈发大胆。当时一个人估计，有23种不同类型的小偷和骗子，包括从窗户处用长杆偷走亚麻制品和衣物的“钩手”（hooker），还有“盗马贼”（prigger of prancers），以及“装成疯子”的“亚伯拉罕的人”（Abraham man）(18)。若偷窃的物品价值高于12先令，小偷将会被判处死刑，但更常见的情况是罪犯被当众鞭笞、打上烙印、割去一只耳朵，或被送上大帆船作为桨手服役。而女性除非怀孕，遭到的惩罚往往比男人更严厉。尽管在被判死罪的人中，只有10％的人被处决，但对他们的惩罚特别残忍，如慢慢地把人绞死，或用重物将人慢慢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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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上流阶级坚信大部分的罪行未能受到惩罚，变得执着于维护秩序。莎士比亚的几部戏剧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剧中普通人似乎是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许多伊丽莎白时代的人认为，社会秩序依赖于维持社会等级制度，以及确保对政府道德权威的顺从。因此，都铎王室以宗教教义为其主张的基础，制定了服从权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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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戏剧不断地回归以社会秩序的必要性为基础的道德法则这一主题。在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一剧中，尤利西斯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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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天的星辰，在运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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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恪守着自身的等级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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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众星如果出了常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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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了混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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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少的灾祸、变异、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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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吧！多少刺耳的噪音就会发出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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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上层阶级的人相信，哪怕是对王室最微不足道的冒犯，也包含着反叛的种子。1576年，一名女性被处以火刑，因为她宣称伊丽莎白“出身下贱，不是君主所生”。对骚乱和向权威的挑战的恐惧促进了英格兰精英阶层的国家意识的发展，正如1588年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增强了他们同时作为新教徒和英格兰人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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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年，议会通过了第一部《济贫法》，1601年再次颁布。这些法律第一次认可了一个原则，即贫苦人口应该从他们生活的社区得到一些帮助。治安法官们在教士的监督下，监管对穷人救济的分配。《济贫法》还规定修筑贫民院，用来监禁那些不愿或不能工作的穷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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