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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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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几乎一个世纪因人口持续增长而恶化的通货膨胀，16世纪90年代的粮食歉收使英格兰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戛然而止。英格兰的路上似乎从未出现过那么多贫穷且饥肠辘辘的人，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睡在田野，搜寻野果或可食用的根，向人乞讨，只为了活下去。一位富人观察到：“他们躺在街上，可能就像狗或野兽一般死去，没有人向他们表示任何仁慈或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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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有时只好自己处理这些问题。由于穷人们抢占了粮食并以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卖出，英格兰大部分的地区爆发了粮食暴动。妇女往往是粮食暴动的主要参与者，因为在市场上设法量入为出是她们的任务。这些骚乱增强了国家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秩序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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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英格兰，给人戴上颈手枷示众，作为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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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对严重犯罪的指控飞速增长，并在1590—1620年间到达顶峰。这些罪行中最普遍的是流浪罪，因为人们常常为了觅食而流浪。流浪汉被逮捕后要戴三天的足枷，然后被打发回家。偷窃案也变得更多且愈发大胆。当时一个人估计，有23种不同类型的小偷和骗子，包括从窗户处用长杆偷走亚麻制品和衣物的“钩手”（hooker），还有“盗马贼”（prigger of prancers），以及“装成疯子”的“亚伯拉罕的人”（Abraham man）(18)。若偷窃的物品价值高于12先令，小偷将会被判处死刑，但更常见的情况是罪犯被当众鞭笞、打上烙印、割去一只耳朵，或被送上大帆船作为桨手服役。而女性除非怀孕，遭到的惩罚往往比男人更严厉。尽管在被判死罪的人中，只有10％的人被处决，但对他们的惩罚特别残忍，如慢慢地把人绞死，或用重物将人慢慢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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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上流阶级坚信大部分的罪行未能受到惩罚，变得执着于维护秩序。莎士比亚的几部戏剧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剧中普通人似乎是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许多伊丽莎白时代的人认为，社会秩序依赖于维持社会等级制度，以及确保对政府道德权威的顺从。因此，都铎王室以宗教教义为其主张的基础，制定了服从权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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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戏剧不断地回归以社会秩序的必要性为基础的道德法则这一主题。在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一剧中，尤利西斯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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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天的星辰，在运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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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恪守着自身的等级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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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众星如果出了常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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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了混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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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少的灾祸、变异、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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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吧！多少刺耳的噪音就会发出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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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上层阶级的人相信，哪怕是对王室最微不足道的冒犯，也包含着反叛的种子。1576年，一名女性被处以火刑，因为她宣称伊丽莎白“出身下贱，不是君主所生”。对骚乱和向权威的挑战的恐惧促进了英格兰精英阶层的国家意识的发展，正如1588年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增强了他们同时作为新教徒和英格兰人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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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年，议会通过了第一部《济贫法》，1601年再次颁布。这些法律第一次认可了一个原则，即贫苦人口应该从他们生活的社区得到一些帮助。治安法官们在教士的监督下，监管对穷人救济的分配。《济贫法》还规定修筑贫民院，用来监禁那些不愿或不能工作的穷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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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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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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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6年，伦敦的两座剧院开张，许多首都以外的城镇此后也有了剧院。这两家剧院抛弃了在王家城堡、乡间领主的宅邸以及在整个城镇上演的关于宗教寓言、奇迹以及道德等内容的常备剧目，而是靠吸引愿意花钱看表演的观众来生存。1580—1640年，伦敦上演了逾2000种不同的剧目，主要类型是浪漫剧和情景剧。在这个时期，超过300名剧作家创作出足够多的作品，能使100家剧团持续在伦敦表演或在外地城市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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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的戏剧显示出对当时英格兰社会的迷茫、矛盾，甚至幻灭。他出生于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在那里父亲靠做手套为生，能够为他支付初级教育的学费。莎士比亚与他的妻子为了成为演员来到伦敦，他在16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创作戏剧。他先是得到了资助，然后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这激怒了他的竞争对手。莎士比亚成为环球剧场的内务大臣剧团的合伙人和演员，该剧院可以容纳3000名观众，是伦敦6座私人剧院中最大的。这种剧院的门票价格至少是公共剧院廉价门票的6倍，公共剧院中有为“一便士的臭家伙”（penny stinkard）而设的舞台下方的露天站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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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威廉·莎士比亚；（右图）1616年伦敦的环球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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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对喜欢的内容大声叫好，对不喜欢的内容抨击起哄。剧院内外发生斗殴也并不罕见。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1564—1593）就离奇地死于一场酒店斗殴。演员及剧作家本·约翰逊在一场决斗中杀死了一名演员。大部分的伦敦剧院因其充满争斗的恶名广为人知而设于伦敦城外。伦敦的官员有时尝试关闭公共剧院，因为他们认为疾病很容易在聚集的人群中传播，也因为有人抱怨上演的剧目亵渎神灵且下流猥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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