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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世曾经声称：“和平时期，人们受讲道台的统治甚于刀剑。”在17世纪，其他生活领域都不像宗教那样造成了欧洲人的严重分裂。在英国，宗教分裂加剧并界定了政治危机。英国国教或圣公会面临着来自清教徒的挑战，后者是伊丽莎白时代出现的异见加尔文教派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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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清教徒比起他们支持什么更清楚他们反对的是什么。清教徒被加尔文主义的理念强烈吸引，即每个人已被上帝预先决定是否会因其仁慈得到拯救。他们强调布道、个人对《圣经》的理解、虔诚、戒律以及奉献，并将这些作为宗教的根本。因为清教徒强调每个牧师的个人价值而非教会头衔的价值，因此他们反对英格兰圣公会里主教这个职务。他们希望把主教的权威授予地方的宗教会议(1)。他们弱化圣礼的重要性，并希望仪式能比当时圣公会的仪式更为简单。清教徒们极为敌视天主教，他们认为英格兰圣公会复杂精美的装饰——如彩色玻璃窗户和华丽的祭坛围栏——都带有罗马教廷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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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的称呼并非他们自己的选择。这个称谓在16世纪晚期开始被世人所知，最初带有侮辱性的意味。清教徒认为自己是“神圣的”，他们相信自己代表了真正的英格兰教会。他们占人口的比重不到10％，占乡绅阶层的大约三分之一，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却逐渐地增长。接受了清教思想的大学毕业生在许多堂区都组织了“神圣的布道牧师团”，为清教徒提供布道和赢得更多教徒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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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愈发敌视那些支持一种称作阿明尼乌主义的新教思想的人。阿明尼乌教派最初不过是一些国王青睐的教士，不久后掌握了相当大的势力。查理一世成了这个教派的信徒，此外还有白金汉公爵。英国的阿明尼乌派，如同荷兰的阿明尼乌派一样，都反对清教徒所接受的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思想，且不同于清教徒，他们相信个人能够通过自由意志得到拯救。阿明尼乌派还接受了在清教徒看来是照搬天主教会的仪式，并强调主教的权威及其在仪式中的作用，而这恰恰是清教徒尤其激烈反对的。此外，阿明尼乌派还强调王权控制英格兰圣公会。他们似乎越来越拥护王权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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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对阿明尼乌主义的狂热支持使伦敦主教威廉·劳德（1573—1645）的影响力增强。1633年，查理任命威廉·劳德为英格兰圣公会领袖即大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虔诚、勤勉、固执的布商之子劳德警告查理：天主教的宗教极端和激进的清教主义对英国国教产生威胁。作为一名阿明尼乌派，劳德赞成高教会派(2)的仪式，正因为如此，清教徒认为他在密谋筹划使天主教成为英国国教。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的统治时期，天主教徒依然在英国人生活的一些方面，占有一定分量。当时英国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害怕“天主教阴谋”使天主教重新成为英国的国家宗教。有的地主的家族在宗教改革时期购买了天主教会土地，他们如今害怕劳德可能会将他们的土地还给天主教会。天主教和“教皇主义”（popery）通常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法国的圣巴多罗买日大屠杀以及阿尔瓦公爵在尼德兰的“血腥委员会”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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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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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世与议会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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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世的财政政策让人民对他的统治愈发不满。1625年，国王未经议会同意，颁布了向地主强制借款的法令，且他坚持必须在3个月内征收完毕，这是空前短暂的期限。次年，他下令将拒绝满足王室要求的76名绅士关进监狱。议会则拒绝同意征税，除非查理满足其财政改革的要求。4年间，英王召开了3次议会，但每次当议会拒绝同意他征税时，他便将其解散。议会继续要求查理任命它可以信任的大臣，并开始准备弹劾白金汉公爵的诉讼。不过到了1628年，白金汉公爵被一名未发到薪金的心怀不满的海军军官暗杀，从此他不再是议会恼怒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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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再次要求议会为他提供更多的资金。议会的回应是颁布了《权利请愿书》，以批准新税作为交换条件，强迫国王接受该法案。它迫使国王同意，以后非经议会同意不得试图强行“借债”，不得逮捕拒绝付款的“绅士们”，也不得未表明正当理由就将任何人关进监狱。《权利请愿书》最初由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1593—1641）于1628年提出，他是当时的国王反对者，也是因拒绝强制借款而被监禁的人之一。该法案是英国宪法发展过程中一份意义重大的文献，它确立了议会权力不可剥夺的原则，谴责了专横的逮捕、实行军事管制，以及未经议会同意强制收税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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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坚持认为关税违反了《权利请愿书》，加上《权利请愿书》的存在本身，这两件事触怒了查理一世，导致他在1629年下令解散议会。因为代表议会与国王交涉是下议院议长的职责，于是下议院的议员们将议长按在他的椅子上，这样他不能离开。他们继续宣称，任何人未经议会允许试图筹集资金提倡“宗教革新”（清教徒认为劳德对高教会派仪式的支持即属于此），都会被视作“王国和全体国民的首要敌人”。这个藐视王权的议会接下来被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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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11年，查理一世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统治英国，并试图以饱受争议的新方法筹集金钱。通货膨胀不但使王室负债更多，而且发动战争的军舰与武器开销也逐渐增加。英王已经耗尽了他的信誉。不同于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对出售特权有所顾虑，但对其他筹资方式毫无顾虑。他对没有参加他的加冕典礼的绅士们罚款。引起最多争议的是，1634年起，未经议会同意，他下令再次在内陆城镇征收“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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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的高压政策在苏格兰引发了起义。国王从苏格兰贵族那里侵占了土地。1637年，在劳德的煽动下，他下令苏格兰的长老会(3)必须使用英格兰圣公会的《公祷书》。自1603年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作为詹姆斯一世成为英王，之后两国形成不牢靠的共主联邦，苏格兰人从未对英苏两国的合并感到过高兴。他们要求查理一世允许教会全体大会来考虑《公祷书》问题。到了1638年，一些苏格兰领袖签订了《民族圣约》，抨击教皇和《公祷书》，并发誓捍卫他们的宗教和自由。面对苏格兰人维持长老会的决心，查理一世召开了苏格兰教会大会，但他也开始准备进攻苏格兰。同时，苏格兰的贵族和地主开始驱逐圣公会的主教，并接管他们的教堂。苏格兰人发动了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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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查理一世戏剧性的统治的转折点。由于急切地需要资金来击败苏格兰人，1639年，国王要求伦敦金融城帮他支付战争所需资金。在几次缴纳了少量钱款后，伦敦金融城终于同意借给国王大笔资金，但唯一条件是查理召开议会，并允许议会持续一段长度合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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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和乡绅一开始就带头抵制王室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接触到苏格兰的起义者，后者于1640年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英格兰东北部港口纽卡斯尔。1640年4月，查理一世资金短缺且面临王室军队的兵变，11年来首次召开议会。但是当议会提出除非查理同意考虑一系列申诉，否则拒绝为与苏格兰的作战拨款时，国王在不到两个月后解散了这次“短期议会”。查理一世对议会的蔑视点燃了宪政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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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教开始朗读英格兰圣公会的《公祷书》时，爱丁堡圣贾尔斯大教堂爆发了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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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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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英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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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王朝的政治危机变成了关于应该如何统治英国的宪政冲突。对于国王的反对者来说，议会的存在是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基本自由权，这一权利由1215年的《大宪章》确立。由此推断，国王无权无视议会的告诫和议会自古以来控制王室财政的权力，他也无权在无历史先例的情况下强制征税。由清教徒掌控的议会当时并未要求统治权，但它明确维护其制衡王权的传统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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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捍卫者们坚信，劳德的宗教改革和船税的征收必定出自着魔于权力的人，这些人可能受教皇的操纵。治安法官因他们的权力被各种军事管制法令和侵犯了地方法庭的王室法庭所篡夺而愤恨。地方官员认为国王的郡尉在军事问题上已经逾越了他们的传统权力范围，因为他们无视地方批准的既定征兵程序。伦敦的商人苦恼于无法出口纺织品，因为王室通过商人冒险家公司（见第五章）的专营权控制了布匹出口。国王允许一些手工艺人在伦敦的行会体系之外经营，并试图强迫城市交纳更多金钱以发动对苏格兰的战争，这使国王与其他伦敦人疏远了。收集王室关税的权利被出售一事也引发了广泛争议，特别是政府出售更多特权以收买那些“包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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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围绕在国王身边的宠臣、顾问、画家和音乐家们，他们的王室礼仪观念和艺术品位似乎暗示着大陆天主教的影响。王后将佛兰德艺术家引入宫廷，他们强调天主教改革这样的宗教主题，导致批评者们相信一个“用来自罗马的绘画、古董、雕像和其他无用之物诱惑国王本人”的阴谋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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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坚定不移站在议会一边的人被视作“国家”的支持者，而那些支持王权实际不受限制的人则被等同于“宫廷”一方。当时大约有1200名有头衔的贵族，他们基本上支持查理一世。而乡绅成为反对国王的政治反对派的核心。在上个世纪，许多乡绅扩大了他们的土地面积，通过商业或通过在法律机构或军队任职致富的人也借由购买土地晋升为乡绅。这些经济上充满活力的乡绅在英国人生活中的地位上升，他们要求获得与之相配的政治权利，对抗的根源可能即来自他们的奋力争取。一些遭遇艰难时期的较为拮据的乡绅可能将他们的困境归罪于国王，从而支持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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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英国内战被称作“清教徒革命”，但它爆发的原因已经超出了宗教范畴，清教徒也不是单枪匹马与王室对抗。议会里的确有许多清教徒，如议会领袖约翰·皮姆（1584—1643）。皮姆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和辩论家，也是一个狂热、冲动甚至可能偏执的人，他对于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的“天主教阴谋”确实存在的确信部分解释了其强烈的信念。英国东部的小乡绅中有许多清教徒，该地区在内战时期站到了议会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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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7世纪30年代政治危机的恶化，圣公会主教们的权威、主教就任国家官员的现象及其任命牧师的权利，也带有“天主教”的意味。查理一世重复他父亲詹姆斯一世的名言：“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这一断言最后反过来将他困住。劳德扩大了教会法庭的权力，教会法庭可以审判那些被控冒犯英格兰圣公会的人。这使一些人想到了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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