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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坚持认为关税违反了《权利请愿书》，加上《权利请愿书》的存在本身，这两件事触怒了查理一世，导致他在1629年下令解散议会。因为代表议会与国王交涉是下议院议长的职责，于是下议院的议员们将议长按在他的椅子上，这样他不能离开。他们继续宣称，任何人未经议会允许试图筹集资金提倡“宗教革新”（清教徒认为劳德对高教会派仪式的支持即属于此），都会被视作“王国和全体国民的首要敌人”。这个藐视王权的议会接下来被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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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11年，查理一世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统治英国，并试图以饱受争议的新方法筹集金钱。通货膨胀不但使王室负债更多，而且发动战争的军舰与武器开销也逐渐增加。英王已经耗尽了他的信誉。不同于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对出售特权有所顾虑，但对其他筹资方式毫无顾虑。他对没有参加他的加冕典礼的绅士们罚款。引起最多争议的是，1634年起，未经议会同意，他下令再次在内陆城镇征收“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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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的高压政策在苏格兰引发了起义。国王从苏格兰贵族那里侵占了土地。1637年，在劳德的煽动下，他下令苏格兰的长老会(3)必须使用英格兰圣公会的《公祷书》。自1603年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作为詹姆斯一世成为英王，之后两国形成不牢靠的共主联邦，苏格兰人从未对英苏两国的合并感到过高兴。他们要求查理一世允许教会全体大会来考虑《公祷书》问题。到了1638年，一些苏格兰领袖签订了《民族圣约》，抨击教皇和《公祷书》，并发誓捍卫他们的宗教和自由。面对苏格兰人维持长老会的决心，查理一世召开了苏格兰教会大会，但他也开始准备进攻苏格兰。同时，苏格兰的贵族和地主开始驱逐圣公会的主教，并接管他们的教堂。苏格兰人发动了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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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查理一世戏剧性的统治的转折点。由于急切地需要资金来击败苏格兰人，1639年，国王要求伦敦金融城帮他支付战争所需资金。在几次缴纳了少量钱款后，伦敦金融城终于同意借给国王大笔资金，但唯一条件是查理召开议会，并允许议会持续一段长度合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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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和乡绅一开始就带头抵制王室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接触到苏格兰的起义者，后者于1640年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英格兰东北部港口纽卡斯尔。1640年4月，查理一世资金短缺且面临王室军队的兵变，11年来首次召开议会。但是当议会提出除非查理同意考虑一系列申诉，否则拒绝为与苏格兰的作战拨款时，国王在不到两个月后解散了这次“短期议会”。查理一世对议会的蔑视点燃了宪政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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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教开始朗读英格兰圣公会的《公祷书》时，爱丁堡圣贾尔斯大教堂爆发了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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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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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英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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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王朝的政治危机变成了关于应该如何统治英国的宪政冲突。对于国王的反对者来说，议会的存在是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基本自由权，这一权利由1215年的《大宪章》确立。由此推断，国王无权无视议会的告诫和议会自古以来控制王室财政的权力，他也无权在无历史先例的情况下强制征税。由清教徒掌控的议会当时并未要求统治权，但它明确维护其制衡王权的传统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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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捍卫者们坚信，劳德的宗教改革和船税的征收必定出自着魔于权力的人，这些人可能受教皇的操纵。治安法官因他们的权力被各种军事管制法令和侵犯了地方法庭的王室法庭所篡夺而愤恨。地方官员认为国王的郡尉在军事问题上已经逾越了他们的传统权力范围，因为他们无视地方批准的既定征兵程序。伦敦的商人苦恼于无法出口纺织品，因为王室通过商人冒险家公司（见第五章）的专营权控制了布匹出口。国王允许一些手工艺人在伦敦的行会体系之外经营，并试图强迫城市交纳更多金钱以发动对苏格兰的战争，这使国王与其他伦敦人疏远了。收集王室关税的权利被出售一事也引发了广泛争议，特别是政府出售更多特权以收买那些“包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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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围绕在国王身边的宠臣、顾问、画家和音乐家们，他们的王室礼仪观念和艺术品位似乎暗示着大陆天主教的影响。王后将佛兰德艺术家引入宫廷，他们强调天主教改革这样的宗教主题，导致批评者们相信一个“用来自罗马的绘画、古董、雕像和其他无用之物诱惑国王本人”的阴谋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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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坚定不移站在议会一边的人被视作“国家”的支持者，而那些支持王权实际不受限制的人则被等同于“宫廷”一方。当时大约有1200名有头衔的贵族，他们基本上支持查理一世。而乡绅成为反对国王的政治反对派的核心。在上个世纪，许多乡绅扩大了他们的土地面积，通过商业或通过在法律机构或军队任职致富的人也借由购买土地晋升为乡绅。这些经济上充满活力的乡绅在英国人生活中的地位上升，他们要求获得与之相配的政治权利，对抗的根源可能即来自他们的奋力争取。一些遭遇艰难时期的较为拮据的乡绅可能将他们的困境归罪于国王，从而支持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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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英国内战被称作“清教徒革命”，但它爆发的原因已经超出了宗教范畴，清教徒也不是单枪匹马与王室对抗。议会里的确有许多清教徒，如议会领袖约翰·皮姆（1584—1643）。皮姆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和辩论家，也是一个狂热、冲动甚至可能偏执的人，他对于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的“天主教阴谋”确实存在的确信部分解释了其强烈的信念。英国东部的小乡绅中有许多清教徒，该地区在内战时期站到了议会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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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7世纪30年代政治危机的恶化，圣公会主教们的权威、主教就任国家官员的现象及其任命牧师的权利，也带有“天主教”的意味。查理一世重复他父亲詹姆斯一世的名言：“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这一断言最后反过来将他困住。劳德扩大了教会法庭的权力，教会法庭可以审判那些被控冒犯英格兰圣公会的人。这使一些人想到了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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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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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世在1640年5月解散了“短期议会”后，在随后的10月，再次召开了新选出的议会。王室军队由于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军团的加入，实力得以加强。爱尔兰军由温特沃思指挥，如今他是国王的顾问和支持者，并被授予斯特拉福德伯爵爵位，这一切使那些轻信的人肯定：“天主教阴谋”在进行之中。普通民众击碎了教堂里的圣坛围栏、粉碎了彩色玻璃窗。英军在苏格兰被打败，战争依旧急需更多的军款。皮姆领导的议会将愤怒集中于国王的顾问身上。议会在伦敦起诉斯特拉福德伯爵，他在欢呼的群众面前受审并被处决。议会指责此前11年来最不受欢迎的王室法案为非法，并废除一些国王控制的法庭。同时议会还宣称，只有议会自己才能解散议会，并要求国王以后必须每三年召开一次。1641年，爱尔兰农民起义反抗英国人，许多信仰新教的地主被杀。爱尔兰的起义使应由谁控制民兵的问题更加紧迫，由此使议会的权力更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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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年11月，议会通过了《大抗议书》。这份文书列举了议会眼中王室过去的各种罪行，谴责英国政府“有害且险恶的颠覆基本法律和原则的企图”。它号召宗教和行政改革。《大抗议书》以微弱优势通过，这意味着议会对在反对王室政策这方面应该走多远这一问题的看法依然有分歧。勉强控制下议院的清教徒要求同时改革教会与国家。富裕的贵族害怕改革可能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开始组成一个坚定的集团，站到国王一边。《大抗议书》通过后不久，兰开夏郡的郡长号召“绅士们”与他们的佃户和仆人为了国王拿起武器，“来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现在它们即将被野蛮的大众突袭”。在一些地区，当月就发生了暴乱，双方为控制民兵而发生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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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年1月，查理一世试图发动一次对抗议会的大胆的行动。他亲自率领几百个武装的士兵进入议会，下令逮捕皮姆。皮姆和其他领袖提前接到警告，赶在查理到达之前离开了下议院。不过他们仍然待在伦敦，在那里受到工匠与手工艺人的保护。这些保护者反对国王支持专营权的举动，并因宗教原因支持劳德。因为伦敦人支持议会的力量愈发强大，查理一世担心待在伦敦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他和他的家人逃到北部更友善的乡间，他的支持者们也离开了议会。6月，议会的《十九条建议》谴责与之冲突的王室政策。1642年8月，查理一世在诺丁汉集结了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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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皮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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