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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教开始朗读英格兰圣公会的《公祷书》时，爱丁堡圣贾尔斯大教堂爆发了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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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英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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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王朝的政治危机变成了关于应该如何统治英国的宪政冲突。对于国王的反对者来说，议会的存在是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基本自由权，这一权利由1215年的《大宪章》确立。由此推断，国王无权无视议会的告诫和议会自古以来控制王室财政的权力，他也无权在无历史先例的情况下强制征税。由清教徒掌控的议会当时并未要求统治权，但它明确维护其制衡王权的传统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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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捍卫者们坚信，劳德的宗教改革和船税的征收必定出自着魔于权力的人，这些人可能受教皇的操纵。治安法官因他们的权力被各种军事管制法令和侵犯了地方法庭的王室法庭所篡夺而愤恨。地方官员认为国王的郡尉在军事问题上已经逾越了他们的传统权力范围，因为他们无视地方批准的既定征兵程序。伦敦的商人苦恼于无法出口纺织品，因为王室通过商人冒险家公司（见第五章）的专营权控制了布匹出口。国王允许一些手工艺人在伦敦的行会体系之外经营，并试图强迫城市交纳更多金钱以发动对苏格兰的战争，这使国王与其他伦敦人疏远了。收集王室关税的权利被出售一事也引发了广泛争议，特别是政府出售更多特权以收买那些“包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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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围绕在国王身边的宠臣、顾问、画家和音乐家们，他们的王室礼仪观念和艺术品位似乎暗示着大陆天主教的影响。王后将佛兰德艺术家引入宫廷，他们强调天主教改革这样的宗教主题，导致批评者们相信一个“用来自罗马的绘画、古董、雕像和其他无用之物诱惑国王本人”的阴谋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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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坚定不移站在议会一边的人被视作“国家”的支持者，而那些支持王权实际不受限制的人则被等同于“宫廷”一方。当时大约有1200名有头衔的贵族，他们基本上支持查理一世。而乡绅成为反对国王的政治反对派的核心。在上个世纪，许多乡绅扩大了他们的土地面积，通过商业或通过在法律机构或军队任职致富的人也借由购买土地晋升为乡绅。这些经济上充满活力的乡绅在英国人生活中的地位上升，他们要求获得与之相配的政治权利，对抗的根源可能即来自他们的奋力争取。一些遭遇艰难时期的较为拮据的乡绅可能将他们的困境归罪于国王，从而支持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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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英国内战被称作“清教徒革命”，但它爆发的原因已经超出了宗教范畴，清教徒也不是单枪匹马与王室对抗。议会里的确有许多清教徒，如议会领袖约翰·皮姆（1584—1643）。皮姆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和辩论家，也是一个狂热、冲动甚至可能偏执的人，他对于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的“天主教阴谋”确实存在的确信部分解释了其强烈的信念。英国东部的小乡绅中有许多清教徒，该地区在内战时期站到了议会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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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7世纪30年代政治危机的恶化，圣公会主教们的权威、主教就任国家官员的现象及其任命牧师的权利，也带有“天主教”的意味。查理一世重复他父亲詹姆斯一世的名言：“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这一断言最后反过来将他困住。劳德扩大了教会法庭的权力，教会法庭可以审判那些被控冒犯英格兰圣公会的人。这使一些人想到了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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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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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世在1640年5月解散了“短期议会”后，在随后的10月，再次召开了新选出的议会。王室军队由于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军团的加入，实力得以加强。爱尔兰军由温特沃思指挥，如今他是国王的顾问和支持者，并被授予斯特拉福德伯爵爵位，这一切使那些轻信的人肯定：“天主教阴谋”在进行之中。普通民众击碎了教堂里的圣坛围栏、粉碎了彩色玻璃窗。英军在苏格兰被打败，战争依旧急需更多的军款。皮姆领导的议会将愤怒集中于国王的顾问身上。议会在伦敦起诉斯特拉福德伯爵，他在欢呼的群众面前受审并被处决。议会指责此前11年来最不受欢迎的王室法案为非法，并废除一些国王控制的法庭。同时议会还宣称，只有议会自己才能解散议会，并要求国王以后必须每三年召开一次。1641年，爱尔兰农民起义反抗英国人，许多信仰新教的地主被杀。爱尔兰的起义使应由谁控制民兵的问题更加紧迫，由此使议会的权力更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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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年11月，议会通过了《大抗议书》。这份文书列举了议会眼中王室过去的各种罪行，谴责英国政府“有害且险恶的颠覆基本法律和原则的企图”。它号召宗教和行政改革。《大抗议书》以微弱优势通过，这意味着议会对在反对王室政策这方面应该走多远这一问题的看法依然有分歧。勉强控制下议院的清教徒要求同时改革教会与国家。富裕的贵族害怕改革可能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开始组成一个坚定的集团，站到国王一边。《大抗议书》通过后不久，兰开夏郡的郡长号召“绅士们”与他们的佃户和仆人为了国王拿起武器，“来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现在它们即将被野蛮的大众突袭”。在一些地区，当月就发生了暴乱，双方为控制民兵而发生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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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年1月，查理一世试图发动一次对抗议会的大胆的行动。他亲自率领几百个武装的士兵进入议会，下令逮捕皮姆。皮姆和其他领袖提前接到警告，赶在查理到达之前离开了下议院。不过他们仍然待在伦敦，在那里受到工匠与手工艺人的保护。这些保护者反对国王支持专营权的举动，并因宗教原因支持劳德。因为伦敦人支持议会的力量愈发强大，查理一世担心待在伦敦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他和他的家人逃到北部更友善的乡间，他的支持者们也离开了议会。6月，议会的《十九条建议》谴责与之冲突的王室政策。1642年8月，查理一世在诺丁汉集结了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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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皮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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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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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内战的扩展，议会的士兵开始被称作“圆颅党”，因为他们许多人有着短短的碗状发型。国王的“骑士党”则认为他们在进行一场有益的战斗，是为上帝和国王而战，对抗那些“使臣民变成君主，使君主变成奴隶”，从而破坏社会和谐的人。但内战进行迄今，实际的战斗很少发生。冬季的到来打断了相对短暂的“战争季”。此时只出现了4场大型战役（见地图6.1）。1642年10月23日，双方在伯明翰南部的埃吉山打了个平手。当王室军队进攻伦敦被击退后，查理在伦敦西北50英里处的牛津设立了作战总部。1643年2月，国王拒绝了议会的协议条款。当再次进攻伦敦惨遭失败后，战争双方都加强了大规模宣传，以争取支持。这场战争变成了历史上最早的舆论战之一。1640年到1661年间，出版了超过2.2万份报纸、时事通讯、小册子、海报、布道词以及演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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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6.1 英国内战 图中标出了英国内战时期的主要战场和圆颅党及骑士党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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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数千村庄遭受征用、掠夺和普遍的困苦的侵扰，大约10％的英国人在战争期间被迫背井离乡。许多郡——恐怕是大部分郡——都保持中立，当地领袖努力维持控制，让本郡远离战争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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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伦敦的信贷机构，查理一世的军费来自贵族们的馈赠和借贷、出售更多的头衔以及强制征税。圆颅党与议会在对君主制中央集权的反抗上相一致，使民事、财政以及军事权力在议会控制的地区保持相对分散。议会通过征收大量消费税、财产税并没收一些支持国王的有名望的家族的财产来筹得军款。各郡联合在一起，承诺为了议会互相帮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军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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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获得了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些地区通过砍伐森林、开垦沼泽地和圈地运动发展起了商业化的农业，纺织制造业带来了繁荣发达，特别是英格兰南部和东部地区。查理一世拥有英格兰北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的效忠，这些地区的农业和社会等级更为传统。在一些地方，村庄成了宗教和政治斗争的战场。例如，清教徒认为传统节庆仪式上只有招致饮酒、舞蹈和性自由的轻浮、混乱而不敬神的表演，而在传统节庆仪式幸免于清教徒批评的地区，对国王的支持十分强大，支持者（富有的乡村绅士）鼓励这样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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