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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商人们在证券交易所里有固定的位子，他们在这里碰面，处理各种金融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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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上半叶，小国寡民的荷兰共和国拓展了自身的农业资源。荷兰人以人力和马力填海造田，获得了该国许多最肥沃的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投资于商业和制造业的富余农产品；粮食的增长为更多人口提供了保障。商业畜牧业和资本密集型耕作变得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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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年到1650年间，荷兰共和国的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一，接近200万，这使荷兰成为排在意大利的一些城邦后的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国家。超过一半的荷兰人口居住在城镇。随着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以及伦敦的首要对手，其人口从1600年的约5万增长到1670年的约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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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和河流使荷兰共和国的国内贸易更加便利。这些船沿着哈勒姆市的斯帕尔讷河，将货物运送到港口，在那里货物将被载入远洋货轮，运往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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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早期，三条大运河的开凿将阿姆斯特丹扩大了近4倍。这些运河让船只可以停靠在商家仓库外，在那里装运货物，然后这些货物被运往港口的大型船上。运河沿岸，美观气派的联排别墅耸立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这些联排别墅专为银行家和商人建造，拥有狭窄但装饰性日益增强的外墙、陡峭的楼梯、下水管和排污管道。这个城市以港口为中心，沿着呈辐射状开凿的运河向外扩散。荷兰共和国的发展不但得益于使国内贸易更快捷的相对良好的陆路，还得益于这个世纪中间数十年挖掘的长达500英里的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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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贸易商们稳步扩大他们的贸易范围，以及交易的商品种类。他们致力于买卖用专门设计的长而扁平的船运载的大宗货物，这种船的造价和运营成本都不高。在17世纪的上半叶，荷兰共和国的商船数增长了2倍。有了以风为动力的锯木厂的帮助，荷兰造船业蓬勃发展。在17世纪30年代，荷兰的2500艘商船几乎占据欧洲商船的一半。当荷兰人控制了波罗的海利润丰厚的贸易市场后，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谷物和鱼的主要供应地。荷兰的船只拉来瑞典出产的大部分铁矿，从波兰和东普鲁士运来小麦和黑麦，卸下当地所需的消费品，最后将余下的货物运到法国、西班牙和地中海地区。资本投资加上丰富的市场知识，使鲱鱼贸易成为促进荷兰繁荣的最重要的贸易之一。物产丰富的北海渔场无处不是荷兰的渔船。经得起北海风暴摧残的500艘坚固的荷兰渔船载着渔民到远至苏格兰北部、设得兰群岛和冰岛的水域作业。每年多达2亿条鲱鱼被腌制并装入木桶，用来换取粮食、盐、酒等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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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年，一群投资者创办了一家私营贸易公司，即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共和国政府授予该公司东亚贸易的专营权。三十年战争和西班牙对荷兰贸易的禁令使荷兰的大陆贸易量下降，但同时荷兰商人成功地发展了与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的海外贸易。事实证明，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同名的英国公司的强大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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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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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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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宗教带来仇恨的年代，不同于宗教分裂导致内战的英国，荷兰仍然是个相对宽容的庇护所。在16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间，为了逃避法国与西属尼德兰的宗教迫害，大约有6万胡格诺派教徒逃至荷兰共和国。各种出版物在尼德兰广泛传播，为各种宗教异见者的权利辩护，包括门诺派、路德派、逃离英国的贵格派以及荷兰的学院派（Collegiants，一个新教异见者团体）。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总计7500人。他们大部分是从德意志邦国移民而来，彼此用意第绪语交流，也说德语和荷兰语；另一些人最初则是为了躲避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迫害。市政府拒绝了基督教商人的一项提议，即采纳欧洲许多城市的做法，将他们的犹太竞争对手限制在一个特定社区或是犹太人区。阿姆斯特丹的摄政者为难民建立了1000处住所。这些逃避欧洲其他国家宗教迫害的难民为荷兰共和国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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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荷兰共和国一般实施着宗教宽容政策，但严格的加尔文派宗教——荷兰归正教会确实对一些宗教团体实施了迫害和歧视。荷兰的阿明尼乌派教徒在一次抗辩（这让他们有了最普遍的名字：抗辩派）中要求得到保护，免于迫害。大部分住在东部省份的天主教徒也面临加尔文教徒的敌视，尽管许多天主教徒曾经为荷兰独立而战。犹太人被排斥在大部分行会之外。吉卜赛人通常会遭到搜查和迫害。但总的来说，对荷兰人而言，宗教宽容似乎比不宽容带来更少的分裂，而且似乎也有经济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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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如在该国广受追捧的郁金香一般盛放(12)。在一位法国的旅行者看来，阿姆斯特丹“人群熙熙攘攘，商品成堆，遍地都是黄金白银”。荷兰人在17世纪中间数十年的富裕程度，欧洲其他国家根本无法比拟。17世纪后半叶，荷兰的实际工资上涨，而其他地区都在下降。荷兰的家庭饮食种类也相对比较丰富，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家庭相比，他们消耗了更多的肉类和奶酪——当然还有鱼。阿姆斯特丹的市场提供了太多殖民地商品，如咖啡、茶叶、可可、姜、其他香料，鱼干、腌制的鲱鱼和其他鱼类，五谷杂粮，来自安特卫普和佛罗伦萨的成品布，来自西里西亚的亚麻制品，以及来自英国的毛料。有了风车提供的动力，荷兰制造商依靠生产窗帘、精纺毛料、纸张、书籍以及珠宝发财致富。甚至早在17世纪初，阿姆斯特丹就有了近200家酿酒厂和500多家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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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也能受到繁荣的恩惠，但荷兰共和国里依然有穷人。他们住在围绕证券交易所的狭窄街道上、东部平原破旧的农舍里、饱受北海风浪冲击的弗里斯兰族渔民的小屋里。为了生存，城市贫民偶尔会发生暴动，有时他们也会偷盗。当时慈善机构大幅增多，显示出荷兰人的同情心与限制流浪汉和乞丐的愿望，也显示出在对穷人的耐心减少时，他们有能力进行猛烈而无情的压制。殴打、鞭刑、打上烙印，甚至死刑，依然是最常见的惩罚手段。绞刑架醒目地立在各大城市的主要的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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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福尔登的决堤口。荷兰大量土地都是靠填海获得，因此荷兰人一直害怕洪水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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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繁荣发展，不安和脆弱的情绪在共和国蔓延。雄心勃勃的法王军队驻扎在低洼的龙德兰南部地区(13)。共和国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并且容易遭受由天气造成的突发性灾难。若没有著名的堤坝，荷兰大部分土地都会被水淹没。这种偶尔发生的大灾难带来的可怕后果，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被人忘却(14)。共和国关于灾难的小说和历史记载的流行，反映了人们所怀有的灾难或许正在逼近的感觉。这大约可以解释将各阶层的荷兰人聚集起来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团结意识和爱国主义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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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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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荷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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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黄金时代的荷兰绘画作品不但反映出共和国的贸易财富，而且也显示出其对世俗风格和主题的宽容和开放的态度。荷兰的出版业也相对宽松自由；这里可以印刷其他地区无法印刷的书籍。第一份英文和法文报纸发行于1620年，但并非在伦敦和巴黎出版，而是在阿姆斯特丹。荷兰的出版商让更多人了解科学革命（见第八章）。荷兰作家和诗人们发现了本国语言之美，翻译拉丁文著作，普及有关反抗西班牙的荷兰起义者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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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绘画体现出中产阶级的富足和品位。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荷兰画家依靠富裕的资助者维持生计，特别是依靠有钱的阿姆斯特丹商人。虽然代尔夫特等几个城市都声称拥有自己的风格，但其实是伟大的港口都市阿姆斯特丹主导着艺术市场。一些店主和工匠有足够的钱来买一两幅画，一些富裕的农民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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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摄政者尤其热心资助荷兰的绘画创作。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奥兰治亲王和一些贵族资助法国与其他外国艺术家，这些外国人的作品反映的巴洛克主题与南尼德兰天主教改革相关。佛兰德是天主教改革的北方的前沿阵地，该地区鼓励带有感染力的宗教题材。而在荷兰共和国，教会一般不资助艺术。事实上，荷兰归正教会下令将其教堂里的绘画全部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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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画家从自己祖国风景如画的城市和乡村寻找绘画的灵感。荷兰画派至少在17世纪上半叶，基本上保持着文化上的统一。尽管当时已有大量难民和外来移民涌入，但直到1650年前，共和国受到的外界文化的影响相对很小。拥有财力去意大利甚至法国的画家和作家极为稀少；甚至那些赚足了钱、过得足够舒适的人对出国也没有多少兴趣。他们画作里的商人、摄政者以及市政府往往就是这幅画的委托者，如伦勃朗·凡·莱因的作品《夜巡》（1642），这幅戏剧化的巨作展现了一群穿着制服的市政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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