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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教会结盟帮助君主达成或维持专制统治。专制君主将自己的权威和声望分给国家教会，教会的支持反过来似乎使专制的君权合法化。特别是在天主教国家，教会致力于统一信仰和宗教活动，而专制君主想要消灭对君主权威的一切挑战，双方携手并进。教会帮助将君主形象神圣化，因为他在人间为上帝的利益服务，所以人们必须服从他。而专制君主通过迫害宗教少数派，让教会为他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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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君主还在他们的王国里，限制教会的自治权。天主教会的权力为专制君主所夺。然而教会拥有葡萄牙多达三分之二的土地，西班牙、奥地利和法国至少十分之一的土地，以及巴伐利亚和佛兰德一半的土地，此外在每个意大利城邦，教会也拥有相当多的地产。不但如此，教会要求享有征收什一税的权利，即让人们捐纳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给教会。但专制君主保持着任命教会职位的权力，实际上以此建立了民族教会，这让罗马教皇惊恐万分。专制统治者胜过天主教会的迹象有：关闭法国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关闭法国与奥地利的修道院并驱逐宗教修会、控制审查制度、削弱教会在婚姻上的权威，以及确立由国家管理教育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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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法国教会或高卢教会的存在与教廷对教会完全控制权的要求相抵触。根据1516年的《博洛尼亚协定》，教皇赐予法王对法国的主教任命的实际控制(6)和否决教会法庭判决的权力。这触怒了法国支持“越山主义”的教士，他们只认可教皇的“越过山脉”（即从遥远的罗马跨过阿尔卑斯山）的权力。与此相反，省级高等法院或贵族法庭，依旧是叛逆的高卢派。高卢教会更可能保持对捍卫本教会特权的君主的忠诚，即使高卢派自己坚持认为教皇和主教应继续拥有宗教方面的权威，国王应只独占世俗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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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法国手抄本的插图，1453年土耳其人包围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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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认为教会和国家没有区别，维持着神权统治。苏丹的臣民坚信国王的专制权力是神圣的。穆斯林的宗教统治团体包括法官、神学家、教师，他们都任职于帝国行政部门。宗教界地位最高的人物偶尔会援引宗教法律（他是这些法律的主要诠释者）来反驳苏丹的命令，不过苏丹的政治权力依旧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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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扩张是基于发动“圣战”对抗异教徒（即非穆斯林）这一观念。随着土耳其人毁灭拜占庭帝国，并在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他们没收了许多东正教会和其他基督教派的资产。奥斯曼土耳其人奴役战俘，并从国外购买奴隶，还对帝国内的基督徒征奴隶税。许多信仰基督教的儿童被训练成为官员或士兵，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个帝国还依靠那些不是奴隶的基督徒作出的贡献，如技术精湛的希腊水手，他们让土耳其划桨帆船在地中海为人所畏惧。还有些基督徒加入了土耳其的“近卫军”，这是一种在和平时期作为警察维持治安的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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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奥斯曼帝国容忍宗教多元化。只要非穆斯林不反对土耳其人的权威，他们便可以自由从事自己的宗教活动，并成为帝国的官员。在阿尔巴尼亚(7)、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许多人，包括一些贵族，皈依了伊斯兰教。被土耳其舰队俘虏的年轻的基督徒可以皈依伊斯兰教，以此避免作为帆船的奴隶一生被禁锢在条凳上的命运。与此不同的是，被基督教大国俘虏的穆斯林即便皈依了基督教，也依旧会是帆船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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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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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艺术的碑铭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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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君主利用了宏伟建筑的强烈的感染力。他们设计了自己的首都，以显示君主权威的强制性。马德里、柏林、圣彼得堡以及凡尔赛被赋予了专制统治的符号，人们如此规划、建造这些城市。这些城市按照几何学原理布局。笔直、宽阔的林荫大道一下子就造成了，与从中世纪时逐步演进形成的狭窄、蜿蜒的城市街道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对称的林荫大道象征着有组织的、影响深远的专制主义权力，以及现代国家的发展。王室军队沿着林荫大道游行，到达广场或是皇家宫殿，周围是成片的政府大楼和贵族宅邸。常备军的兵营住房也成为新城市景观的一个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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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付报酬给艺术家和建筑家，让他们将巴洛克元素与一种受16世纪早期文艺复兴盛期罗马风格影响的、更朴素均衡的古典主义相结合。后来这被称为路易十四风格。例如，吉安·洛伦佐·贝尔尼尼（1598—1680）为卢浮宫设计的立面（当时卢浮宫建筑中最后完成的部分）借鉴了罗马神殿的建筑风格，因此将尤利乌斯·恺撒的荣誉与路易十四联系在了一起。亚森特·里戈于1701年创作的路易十四的全身像，展现出一位强大的、极度自信的君主的帝王的形象。他穿着豪华的加冕礼袍，手握权杖，傲然注视着观看者——他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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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森特·里戈的《路易十四》（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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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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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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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的法国成为现代早期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四世已经扩大了君主权威的有效范围（见第四章）。路易十三极为重要的大臣红衣主教黎塞留利用行省“督办”，实施中央集权，并进一步加强了君主的权力。黎塞留的政策使1630年到1650年的税收翻了一番，引发了4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其中一次发生在1636年法国西南部，6万农民武装起义，一些人喊出不可能满足的要求：“不收税的国王万岁！”1643年，路易十三驾崩，路易十四已能够作为一个专制国家的神权国王进行统治。但是在年幼的路易能够控制政府之前，首先由他的母亲摄政，并且一场被称为投石党运动的起义在法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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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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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石党运动：驯服“超级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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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继位时只有4岁。他的母亲奥地利的安妮（1601—1666）成为摄政王。她依靠红衣主教朱尔·马萨林（1602—1661），把他作为顾问。马萨林是一名世故圆滑、魅力超凡且机智的意大利人，他总是穿着最精美的红色丝绸长袍，并以对钱的狂热而闻名于世。他是诡计大师，有谣言宣称他与安妮已经秘密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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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摄政时期，安妮和马萨林让军队一直参战，延长了三十年战争的进程，这场战争最后变成法国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的王朝利益之争（见第四章）。尽管大部分贵族因内乱损失惨重，但他们依旧对王室忠心耿耿。而马萨林延长了这场针对西班牙的必胜之战，却引发了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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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权的反抗在这个世纪中叶的一场震撼了波旁君主的起义中达到顶峰。1648年到1653年间，强大的“佩剑贵族”(8)试图重获在路易十三统治时期丧失的影响力。因为经济状况的恶化，平民也加入起义的行列，要求减轻赋税。这场起义后来被称为投石党运动，以巴黎男孩投掷石块用的投石器（fronde）来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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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林被许多贵族视为“外国的阴谋家”、和奥地利的安妮一样的外来者。他为国家从银行家那里借款，尽管根据预期，从征收新税或出售官职也可获得收入。贵族们愿意在战争时期担负起相当重的税收。但如今他们激烈地抱怨，既然战争已经结束，额外增加的税应当没有必要。不但如此，已有一段时间，一些最古老的贵族家族宣称，他们被有计划地排斥在最高等、获利最多且最有名望的官职之外。事实上，他们的宣称有其真实的一面，因为国王害怕那些不忠诚的“超级臣民”掌握太多权力，所以更趋向把军事职位任命给较低级的贵族，把公职任命给技术娴熟的官僚。如今佩剑贵族强烈谴责马萨林、他的官职委派体制和他的金融家朋友，后者中一些人靠为王室军队提供补给而大赚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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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马萨林企图获得巴黎高等法院对增加税收的批准。巴黎高等法院也是法国的最高法庭，里面的贵族成员都是从王室购买职位。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和权力，巴黎高等法院要求巴黎的4家高等法院（sovereign court）召开会议，商讨财政危机问题，以此违抗摄政者的提议。这场未经王室批准而召开的会议提议法庭选举代表商讨王国的财政改革。省级高等法院也参加了进来，共同对抗似乎无法制衡的王权。那些在早些时候从王室手中购买到头衔的金融家如今拒绝给国家更多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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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8月，马萨林下令逮捕一些不服从的高等法院成员，巴黎街头于是竖起了路障，表示对法院的支持。当时9岁的路易十四在卢浮宫内听到外面群众愤怒的呼喊。民众的不满迫使王室成员在1649年1月逃离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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