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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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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从未忘记过年幼的他在王宫里听到的巴黎暴徒的咆哮。他决定将他的宫廷迁至巴黎以西12英里之远的凡尔赛。在他长达72年的统治生涯中,他仅仅去过巴黎4次。路易十四和他的继任者意识到填饱肚子的人民将不太可能发动暴乱,致力于保证首都有足够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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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太阳王接受了科尔贝的告诫:“没有什么比使人敬畏的建筑物更能彰显君主的伟大,所有的子孙后代都通过他们生前建造的宏伟宫殿来评判他们。”上演皇家典礼的舞台是恢弘的凡尔赛宫(修筑时间:1669—1686),它为几何形分布的规则的花园所环绕,里面点缀着1400个由当时西方世界最大的液压泵提供动力的喷泉。花园里的雕塑将路易十四明确地等同于希腊罗马的太阳神阿波罗。在这座巨大的宫殿里,餐厅离厨房非常遥远,国王的食物经常在到达餐桌时早已变冷。在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路易十四的葡萄酒在他品尝前早已冻结。宫殿的长廊是如此之长,以至于一些贵族直接在走廊上小便,而不是继续走很长的路到一个更合适的地方如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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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将王国最伟大的贵族们召至凡尔赛宫,分享他的荣耀。他们在那儿可能备受尊敬,但是无人能够变得过于强大。超过一万名贵族、官员以及仆人住在凡尔赛宫内或周边地区。每一天的开端是为国王精心打扮,他身边陪伴着最富有、最有权势的贵族。对一个忠诚的贵族最高的奖赏莫过于授予他一个王室内廷的职位。路易十四允许贵族们形成小团体或搞搞小阴谋,但是这仅限于贵族针对贵族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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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住在凡尔赛宫的贵族们来说,除了吃喝、狩猎(如果得到国王的垂青,就陪国王打猎)、赌博、追求其他贵族的妻子和情妇之外几乎无事可做。贵族们还会观看要价高昂的戏剧和歌剧,并由王室买单。这些剧目包括让巴蒂斯特·莫里哀(1622—1673)和让·拉辛(1639—1699)的作品。后者是一名杰出的悲剧大师,他的主题往往取材自古典希腊诗歌。莫里哀与拉辛的一些剧中洋溢着对国王的赞美。拉辛还将他的成名之作《亚历山大大帝》献给路易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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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哀的戏剧的特点是社会矛盾。这名家具装饰者之子建立了巡回剧团,后来在巴黎定居。孤独、忧郁的莫里哀嘲弄贵族和教会的虚伪,描绘了上流家庭生活中不为人知的残酷场面。但是他受到欢迎的作品也帮助重新确立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界限。他嘲笑市民阶层,后者的财富能够让他们购买到贵族头衔,但却无法让他们拥有贵族的真正作风。在他的《贵人迷》(1670)一剧中,一名新贵在社交场合的失态使自己原形毕露。莫里哀还憎恨伪善,他在《伪君子》(1664)中描绘了这种现象,故事讲述了过度的宗教热情让一个家庭遭受不幸。《伪君子》激怒了教会,但是他有一个更为强大的保护者,即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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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相信他的宫廷是文明的中心和顶点。法国艺术与文学的确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外国的君主、贵族以及作家们依旧认为法语是高雅文化的语言。凡尔赛宫促使其他国家君主争相效仿。比如西班牙的腓力五世就是其中之一,他下令修建了一座类似的宫殿。萨克森大公以新古典主义风格重建了首都德累斯顿。凡尔赛宫也成为古典主义风格的贵族庄园与联排别墅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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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对宗教少数派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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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主教国家,专制统治得胜后最明显的结果之一是对宗教少数派的迫害。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安抚教皇和各天主教国家的教会高层。路易十四本人对神学几乎没有兴趣,尽管他相对也较为虔诚。不过随着国王年龄的增长,他让许多极为虔诚的顾问聚集在离他最近的位置,还让一位对宗教十分狂热的情妇出入他的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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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用来颂扬专制统治者——路易十四的太阳标志;(右图)这幅漫画将太阳王路易十四表现为新教的毁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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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撤销了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的宗教宽容政策,他坚定地对胡格诺派进行迫害。他关闭了大部分新教教堂,并试图强迫新教徒改信天主教。1685年,他取消了《南特敕令》,1598年亨利四世正是凭借这道敕令使新教徒得以享受到宽容。在新教徒作为少数派拥有强大的势力、且人们尚未淡忘宗教战争的地区,那里的省三级会议对国王此举感到满意。但是从长远来看,法国付出了相当大的经济代价。尽管法王禁止胡格诺派教徒离开法国,但是在接下来的40年,20万胡格诺派教徒移民,其中有许多商人和熟练的手工艺人。他们许多人去了英国、普鲁士、荷兰共和国,甚至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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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的座右铭是“一个国王,一种法律,一种信仰”。本着这样的信念,为了维护宗教的正统性,他还迫害詹森教派教徒。詹森教派教徒是死于1638年的南尼德兰(15)伊普尔的主教科尼利厄斯·詹森的追随者。詹森教派教徒分布于法国、尼德兰、奥地利以及意大利的几个城邦。他们致力于教会内部的改革,强调信仰与神圣恩典在救赎中的重要性。他们相信人类堕落而不幸,没有能力理解上帝的旨意,并趋向于接受加尔文教义中的预定论。他们的敌人称他们为“做弥撒的加尔文教徒”。但是,詹森教派相信,既然罪是确定的,人类又不知上帝的旨意,那么人应该完全脱离俗世。作为众所周知的禁欲者,他们批评教会对反复的忏悔以及临终皈依的效果抱有太高的期望,导致对世间道德的约束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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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年,也许是在詹森派最强硬的对手耶稣会的坚持下,教皇谴责詹森主义。1709年,路易十四以“一种信仰”为名迫害詹森派。他下令驱逐巴黎郊外波尔罗亚尔修道院(Port-Royal)的詹森派信众,并将修道院烧成白地。他说服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颁布教皇敕令《唯一诏书》(1713),谴责詹森派。但是巴黎高等法院拒绝登记这一敕令。两年后,在路易十四去世前,他仍设法迫使人们服从这道敕令。国王在法国强制推行宗教正统的尝试未达预期,这表明专制统治仍有它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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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专制主义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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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其他国家,法国也并非这样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其中一些同时也认为自己是诺曼人、布列塔尼人、普罗旺斯人或其他有自身传统的地区的人。超过一半人不说法语。尤其是道路的不足使山区与世隔绝,限制了专制统治的实际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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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君主处在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的最高层。这是一张基于私人关系的庇护网,延伸至法国的每一个省份和城镇。但路易十四的地方督办依然不得不考虑地方的势力网,通过恐吓、哄骗、谈判等方式,在这个当时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达到他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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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挑拨三级会议、高等法院以及贵族控制的其他省级机构,使彼此的权限和利益相冲突。省三级会议是三级会议省(pays d’état)(16)的代表本省的贵族集会。三级会议负责监督税收,关注本省的行政管理和开支细节。每年会议开幕时,场面极为壮观,并会举行精心安排的典礼,就像凡尔赛宫的典礼那样重新明确社会等级制度。在原则上,三级会议能拒绝向王室提供一年一度的“自由捐献”(free grant)(17),鉴于国王会告知三级会议他想要的资金数额,这种捐献便很少是“自由”行为。路易十四废除了允许三级会议在以投票方式决定“捐献”给王室的金额前表达不满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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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的利益也主导着高等法院。这些法院负责登记、公布并执行皇家的法律。高等法院大部分成员都是贵族,法院声称在法律问题上代表本省发言,维护其在紧急情况下颁布强制性命令的权力。但是,不同于英国的议会,法国没有全国性的代议制政治机构。而全国三级会议从1560年到1593年只召开过四次,并且自1614年后,就再也没有召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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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自己也不是像他喜欢设想的那样全知全能。让·博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统治者避免行使他全部的权力(如避免侵扰国民的财产)是明智的。国王对一个省三级会议的发言也许是这种看似矛盾的观点的最佳象征:“我们恳求您,但是我们同时也命令您……”哪怕是强大的波旁家族,也被王国所谓的基本法,以及他们相信由上帝确立的法律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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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势力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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