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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牛顿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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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学发展道路上的前辈们不同，牛顿变得非常富有，并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英雄。1689年，他代表剑桥大学（他在那里任职教授）被选入议会，成为皇家铸币厂的总管，并被国王封为爵士。然而，牛顿一直冷漠、清高，且没有幽默感，他非常不愿意发表自己的发现，并且最初只在竞争对手可能会夺得首先作出某项发现的荣耀时才会发表。他公然指责那些研究类似问题的人是在抄袭他的成果，而且吝于承认自己曾经向其他人学习到的知识。但不论如何，牛顿的崇高声望标志着科学方法已经战胜了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18世纪的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甚至将牛顿的成就与上帝在创世第一日的成果相提并论：“自然和自然的法则隐藏在黑夜里；上帝说，让牛顿来！一切豁然光亮！”牛顿死后，人们为他举行了国葬，将他埋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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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对科学思考的综合和发现从英国迅速传播到欧洲大陆。牛顿的追随者们与笛卡尔派（笛卡尔的追随者）发生了冲突。牛顿否定了笛卡尔的唯物论，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它似乎不排除“世界完全由物质构成，并且上帝不存在”的可能性，虽然这位法国的哲学家从未作出这样的断言。就这点而言，牛顿认为，上帝必须时不时地进行干预，让造物的伟大时钟继续运行，以免它停止。牛顿后来继续撰写关于神学问题的文稿，这反映了他本人的信念：科学和宗教信仰似乎并不一定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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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笛卡尔那样，牛顿坚信能够通过抽象的推理去解释世间的现象。尽管他的理论假说不能用科学方法证明，例如，他将万有引力描述为空间中作用于两个物体间的引力，但牛顿仍尽可能设法通过实验来证明这些理论。至少在1720年前，英国的科学团体（他们坚持实验的必要性）与法国、德国的笛卡尔派同行们仍互相敌视。然而，这是一种创造性的紧张关系，因为双方都接受科学探究的首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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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派找到了一位盟友，那就是在西班牙出生的荷兰哲学家和数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1677），他也相信精神和物质是真实世界的两大类别。在以打磨镜片为生的同时，他找到了哲学家的内省式孤独（他用笛卡尔主义的方式论证：人们通过内心的反思提升自己的理解）以及来自新物理学的刺激。1656年，斯宾诺莎因为拒绝参与宗教典礼而被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社区驱逐，他是人类解放的支持者，呼吁要宽容对待所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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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北部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1646—1716）也支持笛卡尔，并否定牛顿关于“上帝会时不时地干涉宇宙运转”的说法，他认为这种想法贬低了创世者的神性。对莱布尼茨而言，宇宙就像上帝一般，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人类和动物的身体类似于钟表，像宇宙那样，被上帝设置为运动的状态。莱布尼茨在当时大受欢迎，特别是在法国，这使得笛卡尔派对牛顿的挑战得以延续。莱布尼茨通过演绎得出宇宙的无限性，并且他坚持笛卡尔哲学，认为上帝根据牛顿已发现的数学法则所创造的宇宙不再需要上帝的干预就能够自行运转。莱布尼茨的这些思想后来成为“新哲学”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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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科学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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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文化”在西欧兴起，并逐渐向东扩散。到了17世纪60年代，信件、报纸和期刊将对科学有兴趣的欧洲人联系在一起。于是一个“科学共和国”逐渐形成，引发了大量的会议、讲座、旅行学者访问、信函、书籍采购、私人图书馆，以及公众实验。最重要的是，学术协会的成立为科学信息交流及关于方法和发现的激烈讨论提供了活动中心，让更多人对科学感兴趣。仅仅在伽利略受到审判的几十年后，法王路易十四和英王查理二世便开始赞助为宣传科学知识而成立的机构。统治者们被科学发现所吸引，他们意识到科学可以为其国家的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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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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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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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多数的科学交流依旧是通过书信完成，但是科学家们也到处旅行，交流想法并彼此学习。例如，捷克学者夸美纽斯（扬·夸美纽斯，1592—1670）是一名新教联盟捷克兄弟会的成员。他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的宗教迫害之后离开了家乡摩拉维亚。在波兰待了十多年后，他开始去许多国家访问其他学者。他在7年间游历了德意志诸国、荷兰、英国、瑞典，以及匈牙利。他出版了数百篇著作，并提出，总有那么一天，人们应该以合作的形式将科学知识汇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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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20年代，学术协会和科学团体已经在许多城市中出现，其中包括罗马和巴黎。在伦敦，一笔遗赠使格雷欣学院的建立成为可能，该学院后来成为了科学讨论和研究的中心。在巴黎，将伽利略的作品译为法语的修士马林·梅森（1588—1637）处于活跃的跨国科学交流网的中心。他组织了许多非正式的集会，其中一位参加者是忧郁的年轻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布莱兹·帕斯卡（1623—1662），他正是概率论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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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年至1660年期间，科学的文化尤其在英国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科学词汇出现在英国上流阶级的对话中。牛顿的名望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对科学方法的兴趣。在伦敦的一些咖啡馆里，牛顿派提供“关于力学、流体静力学、气体力学（和）光学的哲学讲座课程”。关于科学的交流、辩论，甚至激烈的争论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学术界听众。在英国，科学专题的小册子和书籍的出版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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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理二世的支持下，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于1662年成立。学会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商人、海军军官和手工艺人，反映出英国人民对科学日益增长的兴趣。学会成员还包括：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1656—1742），他对恒星的实际运行进行编目和观测，并发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彗星；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他是英国经验论的创始人，认为社会规律如同科学法则一样，是可以被发现的；还有克里斯托佛·雷恩（1632—1723），他是一名多才多艺的建筑师，在1666年的伦敦大火后，他重新建造了一些伦敦教堂（包括圣保罗座堂），并且还是一名数学家兼天文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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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献给了皇家学会，并任皇家学会的主席。皇家学会的座右铭来自罗马作家贺拉斯的一封书信：“我们不必信赖大师的话，而是任实验推动我们而行。”皇家学会最初只有一百多名成员，到了1670年，数量翻了一番。它的每周会议也吸引了许多访问学者。《皇家学会哲学学报》发表其成员及外国同行的成果，特别是在数学领域的一些最重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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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卡斯尔的公爵夫人、自然哲学家玛格丽特·卡文迪什（1623—1673）积极参与的讨论包括物质与运动、真空、磁力以及颜色和火的成分等主题。她撰写了一些关于自然哲学的书籍，并创作了许多戏剧和诗歌。卡文迪什还主持了一个被称作“纽卡斯尔圈”的非正式集会，这是接受笛卡尔思想的杰出科学家们的集会。但是，她独自一人进行研究，为此她曾解释，这不但是因为她很害羞，还因为她的性别。尽管她的成就斐然，但她接受了（至少在年轻的时候是接受的）与她同时代人的想法：女性的大脑比男性更小且更柔软，因此，女性不太适合进行科学与哲学研究。在1673年，几乎没有男性科学家认同法国的一位笛卡尔追随者的断言：“心灵是没有性别的。”这一大胆的声明反映出，笛卡尔相信精神是超越性别差异的——因此，既然女性具有与男性同样的感觉器官，女性就应该被视作与男性平等。尽管卡文迪什曾被允许参加一场皇家学会的会议，但是皇家学会按惯例禁止女性加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女性也被排斥在英国各所大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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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卡斯尔的公爵和公爵夫人主持的纽卡斯尔圈。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坐在最右边，头上戴着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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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对科学理论和发现的兴趣逐渐影响到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社会，妇女们也开始希望知晓科学。一些妇女帮助其丈夫进行科学实验。在意大利，女性更普遍地参与其城市的科学生活。劳拉·巴锡·韦拉蒂（1711—1778）在博洛尼亚大学研究哲学，并被选入科学院，她在那里定期展示她的工作，但她极少发表自己的成果。她还获得了大学讲师的头衔，但基于性别的原因，她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授课，只能在家中教学（这在意大利很常见）。然而，在她后来研究了数学之后，她被任命为实验物理学教授，进行了流体力学和电的实验（也许甚至比本杰明·富兰克林进行的研究还要早），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获许在公开场合授课，而且由于来自罗马的高级教士的意外资助，她得以接触那些被教皇列为禁止的思想或禁书的科学研究。劳拉·巴锡自始至终都活跃于科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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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6年，法国皇家科学院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像英国皇家学会那样，法国科学院也享受来自王室的赞助，王室甚至专门为科学院修建了一个天文台。在法国几个省的城市也成立了科学院的分院。但是与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不同，法国科学院的人将许多时间花在吃喝上，其中一位成员曾经抱怨有太多时间浪费在学术讨论前的高档宴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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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斯特兰创作的挂毯，上面描绘的是1666年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成立，以及1667年天文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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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科学家故意使用拉丁语写作，因为他们认为知识应维持在受到教育的少数人手中，尽管如此，随着拉丁语在科学语言中逐渐消失，语言障碍成为了传播思想和研究的更大阻力。伽利略曾用意大利语写作，一则为了吸引更多精英人士的注意，二则也为了让科学脱离拉丁语，那是宗教论述的语言。牛顿是用拉丁语写《原理》的，部分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他的著作被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学者读懂。与此不同的是，牛顿的《光学》在首次发表时用的是英语，然后才有了拉丁语和法语的翻译版。在18世纪，各国本土语言逐渐成为了国内科学家使用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