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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卡斯尔的公爵和公爵夫人主持的纽卡斯尔圈。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坐在最右边，头上戴着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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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对科学理论和发现的兴趣逐渐影响到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社会，妇女们也开始希望知晓科学。一些妇女帮助其丈夫进行科学实验。在意大利，女性更普遍地参与其城市的科学生活。劳拉·巴锡·韦拉蒂（1711—1778）在博洛尼亚大学研究哲学，并被选入科学院，她在那里定期展示她的工作，但她极少发表自己的成果。她还获得了大学讲师的头衔，但基于性别的原因，她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授课，只能在家中教学（这在意大利很常见）。然而，在她后来研究了数学之后，她被任命为实验物理学教授，进行了流体力学和电的实验（也许甚至比本杰明·富兰克林进行的研究还要早），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获许在公开场合授课，而且由于来自罗马的高级教士的意外资助，她得以接触那些被教皇列为禁止的思想或禁书的科学研究。劳拉·巴锡自始至终都活跃于科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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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6年，法国皇家科学院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像英国皇家学会那样，法国科学院也享受来自王室的赞助，王室甚至专门为科学院修建了一个天文台。在法国几个省的城市也成立了科学院的分院。但是与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不同，法国科学院的人将许多时间花在吃喝上，其中一位成员曾经抱怨有太多时间浪费在学术讨论前的高档宴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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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斯特兰创作的挂毯，上面描绘的是1666年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成立，以及1667年天文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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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科学家故意使用拉丁语写作，因为他们认为知识应维持在受到教育的少数人手中，尽管如此，随着拉丁语在科学语言中逐渐消失，语言障碍成为了传播思想和研究的更大阻力。伽利略曾用意大利语写作，一则为了吸引更多精英人士的注意，二则也为了让科学脱离拉丁语，那是宗教论述的语言。牛顿是用拉丁语写《原理》的，部分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他的著作被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学者读懂。与此不同的是，牛顿的《光学》在首次发表时用的是英语，然后才有了拉丁语和法语的翻译版。在18世纪，各国本土语言逐渐成为了国内科学家使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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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末，笛卡尔的思想战胜了加尔文教徒的反对，进入了荷兰大学的课程。但是，在欧洲越往东走，科学革命的影响就越弱。波兰的科学探究非常落后，部分原因是天主教改革的胜利，这限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交流。在17世纪下半叶，新教徒在格但斯克开设的一些印刷厂开始出版科学著作。莱布尼茨在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享有盛名，这至少有部分原因是他曾在外交职位上为几个德意志统治者服务，也或许是因为他富有感染力的乐观主义和相信上帝已预定了和谐的观点在这个多元且分裂的王国中产生共鸣。尽管如此，神学和灵修作品依旧在大学、修道院以及帝国图书馆的书架占主导地位。为数不多的科学出版物依旧受亚里士多德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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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一些东欧的学者开始了解到西方关于科学方法的辩论。例如，匈牙利和西里西亚的新教思想家逐渐通过来自西欧的旅行学者接触到培根和笛卡尔的思想。有一些匈牙利人和西里西亚人访问荷兰的大学，由此认识到新的思想。一些波希米亚和波兰的贵族开始在自己的私人图书馆里添加关于新科学的书籍，其中一座图书馆最终收集了超过30万卷书籍和1万份手稿。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天文学著作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上传播，有时传播者是耶稣会士。数学、光学以及大气压力问题是当时的辩论焦点。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三世（统治时期：1637—1657）研究了军事几何学，并为他的孩子们设计了算数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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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俄国与西欧的文化绝缘，再加上东正教会反感西方，因此反对科学实验，使绝缘更为严重。但可以肯定的是，俄国也接受了来自西方的一些实用知识，例如与军事、采矿或冶金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大部分是随外国商人和有冒险精神的手工艺人一起到来的。17世纪的俄国没有天才科学家，也没有科学协会。在彼得大帝当政之前，在俄国出版的书籍几乎全部都是宗教性的书籍，俄国文化基本上就是一种修道院文化。大约在1650年后，外国的书籍才开始在俄国宫廷中出现，许多这些书籍来自波兰和乌克兰。而在那时，曾经经历过一次分裂的东正教会再一次强烈抵制西方的思想，将世俗知识贬为异端，将科学贬为敌基督的工作。但是，一些贵族逐渐开始接触自然科学的思想。这些贵族不满足于教会学说，并急切地希望了解更多学问，例如，关于这个扩张的国家的地理知识。此后，俄国的知识界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划分成两派，一派对来自西方的思想感兴趣（到1725年，西方已获得的大部分知识都流传到了俄国），另一派则拒绝接受来自西方的思想，以保护他们心中俄国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斯拉夫国家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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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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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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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科学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领域的革命。那些会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技术发明大部分在后来才出现。但是，在17世纪下半叶，科学实验使一些发现投入了实际应用。多亏了牛顿，如今人们可以非常容易地确定经度，并准确地绘制海洋潮汐图。前往美洲的探索、贸易、征服之旅使人们更需要新的航海工具。荷兰科学家和手工艺人在生产望远镜、显微镜等科学仪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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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医生、工程师、水手、仪器制造者、眼镜商、药剂师和测量员也逐渐开始将新发现应用于日常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自学成才。罗伯特·胡克（1635—1703）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另一位成员，他改进了测量大气压力的气压计，并通过添加多个透镜，增强了显微镜的放大效果。这使他可以研究植物的细胞结构。生物学家们开始收集、分类、解剖和描述化石、鸟类和奇特的鱼，使当时的人们更了解自己周遭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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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曾经预言的那样，政府开始在国家服务中利用科学。欧洲大陆的专制君主们寻找科学家，去制造那些能给他们带来商业和军事优势的发明。在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力图将皇家科学院的研究方向引导至他认为可能会使法国工商业受益的有用的领域。他下令收集数据，委托人们绘制出各个行省和殖民地的准确可靠的地图。英国政府官员也开始利用统计学来处理行政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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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彼得大帝（见第七章）在西欧之旅之后，深信俄国应该借鉴西方。他与莱布尼茨通信，后者说服他：实验科学以及教育系统的建立将会带来进步。沙皇希望反驳西方人关于“（俄罗斯人）是无视科学的野蛮人”的观点。他发起了西化运动，包括让他的国家接受来自西方的科学思想，这场运动让俄国成为一个强国。让彼得大帝感兴趣的是那些对建国立业有用的科学，包括力学、化学、数学，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造船和提高火炮性能。彼得还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以及莫斯科数学与航海学校，这两所学院培养出俄国第一代探险家、制图家和天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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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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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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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仅仅基于信仰的宗教权威产生了怀疑，因此毫无意外地，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对立点不断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而言尤为明显。新教国家似乎与科学发展有一种密切关系，因为英国与荷兰在科学文化的兴起中发挥了引领的作用，荷兰的作用相对小一些。这引发了关于新教本身是否更有助于科学探索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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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帕多瓦大学和剑桥大学至17世纪90年代已教授牛顿和笛卡尔的理论，科学在那里发挥着作用，但是神学思想依然主导着大部分大学的课程体系。在科学方法的传播方面，大学的贡献相对较小。在整个17世纪，随着欧洲人口增长陷入停滞，大学的招生人数下降。天主教国家的教会法课程，以及新教国家的民法课程，是大学里最主要的科目，它们分别培养教会官员和国家政府官员。17世纪时，德意志的大学增加了一倍多，总共大约有40所大学。但是，建立这些大学的动力来自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思想，而非对科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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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大约绘制于伽利略在此授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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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大学依旧是最传统的大学。巴黎大学拥有大约3万名学生，是当时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大学，在1650年笛卡尔去世后，巴黎大学禁止人们为笛卡尔的葬礼发表演说。差不多30年后，巴黎的大主教宣布“在物理研究上，禁止偏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原理……禁止采用笛卡尔的新学说”。巴黎大学继续排斥新哲学，这种情况一直到18世纪30年代才有所改变。整个欧洲的大学都没有实验物理学、植物学以及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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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会坚持神学立场，而宗教改革有更开明的精神，新教徒在科学方法的传播中的突出作用反映出了两者间的差异。天主教的神学家们几乎不容许创新或实验。新教徒则相信，个体应当根据自身对《圣经》的解读，在自己的宗教体验中寻求真理和救赎。新教的这种观点鼓励了对教条神学的质疑态度。对个人发现的强调似乎自然而然地将人们引向实证论。尽管新教的神学家中也有死板固执的，但新教中没有与罗马教廷罗列禁止的思想和书籍的《禁书目录》相似的东西，也没有宗教裁判所这样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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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国家的科学家们面临教会的公开谴责，以及显然不合逻辑的有关奇迹的报告，而他们在新教徒的土地上获得了支持。信奉新教的荷兰共和国在与西班牙的统治进行了漫长的战争后，成为了宗教宽容的中心，大部分书籍都可以在那里出版。当笛卡尔获悉伽利略的著作被批评后，他逃离法国，到了荷兰，他在那里发表了《方法论》。弗朗西斯·培根是最早将科学革命与宗教改革关联在一起的人之一。事实上，许多新教徒都相信，科学发现将带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大自然的奇迹正在等待他们去发现，这些奇迹将更大的荣耀归于上帝。但波希米亚的耶稣会士保护了开普勒（他遭到了新教神学家的迫害），条件是他只思考天文学和数学，并避开他们认为是神学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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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中叶，英国的社会、思想以及政治危机持续了几十年，这个背景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英国的科学世界观的发展。查理一世似乎正在走向专制主义和天主教，于是议会和清教徒们发起运动反对查理一世，这些运动吸引了政治和宗教改革者（见第六章）。许多人认为天主教会是科学研究的阻碍，他们为了寻求自由的氛围而反对查理一世。改革者们在英国内战中取得的胜利可能让牛顿和其他新哲学支持者变得更加大胆。温和的圣公会教徒像之前的清教徒那样，坚信科学可以带来进步。他们促使查理二世于1675年在格林尼治建造了皇家天文台。牛顿和皇家学会的其他成员几乎全部支持将信仰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流放至法国，也支持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英国，审查制度相对罕见，政治和教会权威也并不那么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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