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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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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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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科学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领域的革命。那些会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技术发明大部分在后来才出现。但是，在17世纪下半叶，科学实验使一些发现投入了实际应用。多亏了牛顿，如今人们可以非常容易地确定经度，并准确地绘制海洋潮汐图。前往美洲的探索、贸易、征服之旅使人们更需要新的航海工具。荷兰科学家和手工艺人在生产望远镜、显微镜等科学仪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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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医生、工程师、水手、仪器制造者、眼镜商、药剂师和测量员也逐渐开始将新发现应用于日常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自学成才。罗伯特·胡克（1635—1703）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另一位成员，他改进了测量大气压力的气压计，并通过添加多个透镜，增强了显微镜的放大效果。这使他可以研究植物的细胞结构。生物学家们开始收集、分类、解剖和描述化石、鸟类和奇特的鱼，使当时的人们更了解自己周遭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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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曾经预言的那样，政府开始在国家服务中利用科学。欧洲大陆的专制君主们寻找科学家，去制造那些能给他们带来商业和军事优势的发明。在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力图将皇家科学院的研究方向引导至他认为可能会使法国工商业受益的有用的领域。他下令收集数据，委托人们绘制出各个行省和殖民地的准确可靠的地图。英国政府官员也开始利用统计学来处理行政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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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彼得大帝（见第七章）在西欧之旅之后，深信俄国应该借鉴西方。他与莱布尼茨通信，后者说服他：实验科学以及教育系统的建立将会带来进步。沙皇希望反驳西方人关于“（俄罗斯人）是无视科学的野蛮人”的观点。他发起了西化运动，包括让他的国家接受来自西方的科学思想，这场运动让俄国成为一个强国。让彼得大帝感兴趣的是那些对建国立业有用的科学，包括力学、化学、数学，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造船和提高火炮性能。彼得还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以及莫斯科数学与航海学校，这两所学院培养出俄国第一代探险家、制图家和天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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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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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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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仅仅基于信仰的宗教权威产生了怀疑，因此毫无意外地，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对立点不断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而言尤为明显。新教国家似乎与科学发展有一种密切关系，因为英国与荷兰在科学文化的兴起中发挥了引领的作用，荷兰的作用相对小一些。这引发了关于新教本身是否更有助于科学探索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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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帕多瓦大学和剑桥大学至17世纪90年代已教授牛顿和笛卡尔的理论，科学在那里发挥着作用，但是神学思想依然主导着大部分大学的课程体系。在科学方法的传播方面，大学的贡献相对较小。在整个17世纪，随着欧洲人口增长陷入停滞，大学的招生人数下降。天主教国家的教会法课程，以及新教国家的民法课程，是大学里最主要的科目，它们分别培养教会官员和国家政府官员。17世纪时，德意志的大学增加了一倍多，总共大约有40所大学。但是，建立这些大学的动力来自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思想，而非对科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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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大约绘制于伽利略在此授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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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大学依旧是最传统的大学。巴黎大学拥有大约3万名学生，是当时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大学，在1650年笛卡尔去世后，巴黎大学禁止人们为笛卡尔的葬礼发表演说。差不多30年后，巴黎的大主教宣布“在物理研究上，禁止偏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原理……禁止采用笛卡尔的新学说”。巴黎大学继续排斥新哲学，这种情况一直到18世纪30年代才有所改变。整个欧洲的大学都没有实验物理学、植物学以及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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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会坚持神学立场，而宗教改革有更开明的精神，新教徒在科学方法的传播中的突出作用反映出了两者间的差异。天主教的神学家们几乎不容许创新或实验。新教徒则相信，个体应当根据自身对《圣经》的解读，在自己的宗教体验中寻求真理和救赎。新教的这种观点鼓励了对教条神学的质疑态度。对个人发现的强调似乎自然而然地将人们引向实证论。尽管新教的神学家中也有死板固执的，但新教中没有与罗马教廷罗列禁止的思想和书籍的《禁书目录》相似的东西，也没有宗教裁判所这样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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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国家的科学家们面临教会的公开谴责，以及显然不合逻辑的有关奇迹的报告，而他们在新教徒的土地上获得了支持。信奉新教的荷兰共和国在与西班牙的统治进行了漫长的战争后，成为了宗教宽容的中心，大部分书籍都可以在那里出版。当笛卡尔获悉伽利略的著作被批评后，他逃离法国，到了荷兰，他在那里发表了《方法论》。弗朗西斯·培根是最早将科学革命与宗教改革关联在一起的人之一。事实上，许多新教徒都相信，科学发现将带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大自然的奇迹正在等待他们去发现，这些奇迹将更大的荣耀归于上帝。但波希米亚的耶稣会士保护了开普勒（他遭到了新教神学家的迫害），条件是他只思考天文学和数学，并避开他们认为是神学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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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中叶，英国的社会、思想以及政治危机持续了几十年，这个背景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英国的科学世界观的发展。查理一世似乎正在走向专制主义和天主教，于是议会和清教徒们发起运动反对查理一世，这些运动吸引了政治和宗教改革者（见第六章）。许多人认为天主教会是科学研究的阻碍，他们为了寻求自由的氛围而反对查理一世。改革者们在英国内战中取得的胜利可能让牛顿和其他新哲学支持者变得更加大胆。温和的圣公会教徒像之前的清教徒那样，坚信科学可以带来进步。他们促使查理二世于1675年在格林尼治建造了皇家天文台。牛顿和皇家学会的其他成员几乎全部支持将信仰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流放至法国，也支持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英国，审查制度相对罕见，政治和教会权威也并不那么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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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家在伦敦的皇家天文台使用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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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图卢兹高等法院下令将一个被免去圣职的修士处以火刑，因为这名修士从帕多瓦大学学成后，谴责对奇迹的信仰。在此事件5年后的1623年，受到天主教会的鼓励，法国正式开始了国家审查制度。自那以后，每一篇新手稿都必须提交给一个王室部门审查，以获得授权出版。6年后，文学、科学及政治作品的审查部门分别建立，且教士对涉及宗教问题的书籍拥有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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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的法国教士都顽固地对科学发起战争。一些法国耶稣会士对科学方法持有开放的态度。在教会内部发起异见运动的詹森派也拥护科学的发现、讨论和辩论（见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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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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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科学革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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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革命似乎把神学推到了幕后。尽管早期的科学方法倡导者从未怀疑过上帝创造宇宙一事，但人类有朝一日可能主宰自然界的想法让许多教会官员感到震惊。笛卡尔的唯物论似乎在暗示，人类的生活可以独立于上帝。对科学方法的信任确实带来了显著的哲学影响，牛顿曾推论：“若自然哲学的各个方面通过这种方法最终得以完善，道德哲学的界限也会随之扩大。”早在1612年，英国诗人约翰·多恩也曾得出过一样的结论，他预言性地写道：“新哲学将会让一切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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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支持将科学方法应用到自然和宇宙的研究中。此时，离那个使社会、政府以及政治思想受到类似的批判性审查的时代只有一小步之遥。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声称，社会就如同天文学，是一门受制于科学方法之严谨性的学科。不但如此，科学革命将通过影响启蒙思想家，即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作家，最终让专制主义受到质疑。启蒙思想家相信自由的本质价值，他们断言，治理国家的应该是法律，而非统治者。他们的这些思想将会动摇专制主义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