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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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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科学革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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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革命似乎把神学推到了幕后。尽管早期的科学方法倡导者从未怀疑过上帝创造宇宙一事，但人类有朝一日可能主宰自然界的想法让许多教会官员感到震惊。笛卡尔的唯物论似乎在暗示，人类的生活可以独立于上帝。对科学方法的信任确实带来了显著的哲学影响，牛顿曾推论：“若自然哲学的各个方面通过这种方法最终得以完善，道德哲学的界限也会随之扩大。”早在1612年，英国诗人约翰·多恩也曾得出过一样的结论，他预言性地写道：“新哲学将会让一切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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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支持将科学方法应用到自然和宇宙的研究中。此时，离那个使社会、政府以及政治思想受到类似的批判性审查的时代只有一小步之遥。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声称，社会就如同天文学，是一门受制于科学方法之严谨性的学科。不但如此，科学革命将通过影响启蒙思想家，即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作家，最终让专制主义受到质疑。启蒙思想家相信自由的本质价值，他们断言，治理国家的应该是法律，而非统治者。他们的这些思想将会动摇专制主义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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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implicio，与意大利语中的“简单”（semplice）近似，暗指头脑简单，因此有了作者所述的触怒了教会一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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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第九章 启蒙思想和文人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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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写道：“什么是启蒙运动？”他的回答是：“敢于了解！有勇气去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项挑战时至今日仍和18世纪时一样鼓舞人心。在那个充满有感染力的思想能量和对知识的热情追寻的时期，启蒙思想家，即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和作家们，推崇在寻求进步的过程中运用知识自由和理性。与前一个时期的大部分科学家不同，他们希望其想法接触到惯于阅读的公众。因此，鉴于他们的使命，教育变得至关重要。他们的教育方法不局限于正式的学校教育，而是包括个人的发展，以及在人的一生中继续应用批判性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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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发源于巴黎，并扩张到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德意志邦国、荷兰共和国、大不列颠，甚至远至北美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也传播到了波兰和俄国。东正教的知识分子将启蒙运动对科学和人文主义的颂扬带到了巴尔干半岛。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将法语确立为欧洲高雅文化的语言。事实上，来自波茨坦的报道声称，在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的宫廷里，“说得最少的是德语”。但法语不太可能是用于哲学论述的唯一语言。在意大利，那些受到新思想影响的人利用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去抨击神职人员（特别是教皇）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在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和自由市场自由主义之父亚当·斯密都代表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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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涵盖18世纪上半叶，并最直接地反映了科学革命的影响；第二个阶段，即“启蒙运动盛期”，开始于夏尔-路易·德·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的发表，结束于1778年弗朗索瓦-马里·伏尔泰和让-雅克·卢梭的去世；第三个阶段，启蒙运动晚期，受到卢梭著作的影响，其标志是从强调人类理性转向更专注于人类的情感和激情。最后一个阶段的特征还包括将自由的观念与经济运作关联起来的新理念，最好的代表就是亚当·斯密的理念。也是在这段时期，许多君主采纳了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原则：统治者应为臣民的福祉效力。但这些“开明专制”的实验最值得注意的是统治者更有效地管理国家和进一步提升其权力的行为。有些自誉为启蒙思想家的人力图利用扩大中的文学市场，启蒙运动的第三阶段也让那些人的较次要的作品得以广泛传播。这些作品在削弱人们对法国君主权力的尊重方面也具有影响力，由此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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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启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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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家倡导的有关自然、人类、社会、政府以及自由的本质价值等观点，动摇了欧洲人几个世纪以来持有的一些最为基本的观念。例如，奴隶制违反了人类自由的原则。启蒙思想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因为启蒙思想家提出，社会和政治制度未能反映出人性中天赋的良善和提高物质及道德水平的能力，因此阻碍了人类的进步。尽管许多启蒙思想家认为科学与宗教基本上可以共存，但他们对于那些世代相传的、已被大众所接受的真理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挑战国教的教义权威，发动了一场政治机构世俗化的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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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是许多现代政治信念的源头，比如：依法治国，而非以人治国；政府内应该分权，以避免太多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人民主权的概念（合法的权力应该完全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以人为本，如果无法反映出人民的意愿，也应该反映出人民的利益）；以及统治者应负责为人民造福这一论断。与主权、政治权利和国家组织有关的这类现代思想所带来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和19世纪自由主义时代体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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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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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受到的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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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所有的思想和文化运动，启蒙运动也并非凭空产生。启蒙思想家创造出大卫·休谟（1711—1776）所谓的“人的科学”，反映出他们深受科学革命的影响，而科学革命的支持者一直主张在自然和宇宙的研究中使用科学方法。英国天才科学家和理论家艾萨克·牛顿爵士（见第八章）强调科学（推理和实验）是理解自然的关键，并且人类不是通过宗教的教诲，而是通过“观察、分析和实验”来发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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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位思想家将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约翰·洛克和乔治路易·布丰。洛克（1632—1704）声称，哲学就像天文学那样，是一门受制于科学方法和批判性探究的严谨性的学科。洛克作为地主之子以及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对医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詹姆斯二世在政治上面临重重危机时，洛克自我流放到荷兰。从荷兰回来后，他与威廉国王及玛丽女王的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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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左）和乔治路易·布丰（右），都将科学革命和启蒙思想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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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相信可以使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在《人类理解论》（1690）中，洛克假定，每个人出生时都是一块白板。他相信所有知识都来自感觉，否定存在与生俱来的能力，并驳斥天主教会所坚持的“人性已因原罪而蒙上污点”的观点。他预见未来会发现更多自然法则，它们将会成为社会应该遵守的世俗法律的基础。他确信人类也许因此而能够改善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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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宣扬个人的尊严，坚决主张每个人都有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虽然他将美洲的奴隶排除在这种天然权利之外）。他认为，君主制的基础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的社会契约。人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以换取安全。托马斯·霍布斯的著名观点是个体应该将自己的权利交给权力无限的专制国家，以避免“自然状态”。与之不同，洛克则坚持认为，人类的自由和权利来源于自然法则。他成为教育改革、新闻自由、宗教宽容和政治分权的主要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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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对自然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的兴趣让他考虑到两性问题。国王统治着国家就像丈夫统治妻子、父亲统治孩子一般，这一观点在现代早期政治理论中一直很显著，仅仅在17世纪中期英国内战中曾短暂地受到一小撮激进派的质疑。洛克反对当时关于国家的观点：国家中的“所有权力得自或夺取自父权”。他否认了将家庭与国家作为父系制度进行类比的恰当性。他还驳斥了当时人们有关“亚当凌驾于夏娃之上”的看法，认为婚姻和政府都是由社会契约组织的。但是，洛克就此止步，他对婚姻内的平等的拥护依然只是个理想。在日常生活中，他认为女人应该听从男人。尽管如此，洛克将家庭作为一种体制来分析的做法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女性的社会角色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