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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9.1 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的传播 整个欧洲都在订购狄德罗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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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较为含蓄地挑战了君主权力。作者之一让-雅克·卢梭满腔热情地描述代议制政府，甚至人民主权，他的观点趋向支持共和国。法国王室审查员最初容忍了这套书的出版，但在一场暗杀路易十五的阴谋失败后，审查员在1757年禁止出版第七卷。狄德罗的第一部严肃的哲学作品此前被刽子手烧毁，这时他被短暂地关进了监狱。到了18世纪70年代，法国再次准许出版《百科全书》，此时更多地将其当作一种商品，而非对君主制或教会的意识形态威胁。后来关于该书的小范围争论与出版商之间的竞争的关系更密切，那是拥有官方支持的特权者和非官方支持者之间的竞争。狄德罗的这部巨作也通过这种方式象征了法国君主制内进行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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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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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雅克·卢梭（1712—1778）在启蒙运动中的地位比狄德罗及其《百科全书》更难以定论。卢梭支持人类自由，但他比其他启蒙思想家更推崇情感、直觉和自发性，他认为这些与理性都是人类本质中的基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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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是日内瓦的一名钟表匠的儿子，也是一名新教徒。年轻的他来到巴黎，希望能成为一名作曲家。傲慢、自以为是的卢梭受邀加入一些巴黎贵族沙龙，这是上流阶级讨论各种想法的非正式聚会，他在那里与狄德罗成为朋友。1749年，第戎学院（法国的学院相当于讨论观点的定期聚会，如后文所述，这是启蒙运动思想传播的方式之一）就“科学进步是加强还是削弱了道德”这个问题发起了征文。卢梭在他获得头等奖的论文中总结，原始或自然的人性显示出人类的良善本质，为了人类的幸福，必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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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卢梭的文章冒犯了君主制和教会，他被巴黎高等法院逐出法国，回到了日内瓦。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他的著作在那里遭到谴责，此后，他将自己的孩子遗弃在孤儿院（正如他的父亲曾经抛弃他那样），然后他启程去了英国。卢梭仍然是一个爱争论的孤独者，一直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争论不休。他认为，当他曾经的朋友们不同意他的思想时，他们知道他是对的，只不过拒绝承认。在他的《忏悔录》（第一卷出版于1782年）中，他吁请后代看一看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如何曲解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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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雅克·卢梭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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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科学与艺术》（1750）中，卢梭认为文明已经败坏了人的自然之善，他称之为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由于划分了财富的等级，对财富的无止境追求已破坏了和谐这一曾是人类原始状态中的显著特征的状态。卢梭理想化了相对原始、简单的，以及他所认为的易于管理的社会和政治群体，这使他相信，只有共和国（如他自己的日内瓦）才可能让公民获得自由。正如原始社会中自由的人民为了互相保护而团结起来，有识之士也可以为他们的共同发展以一种直接民主制联合起来。然而，卢梭依旧对代议制政府有所怀疑，他认为人们可能最终会由于选出不称职的代表而让他们自己成为奴隶。他对如何组织、管理人民依旧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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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契约论》（1762）中，卢梭试图解决如何让人们在社会中团结一心，既能获得保护和正义，又能保持个体自由的问题。洛克曾将统治者及其人民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契约关系；与之不同的是，霍布斯声称，个人只有将自身权利交给专制统治者以换取安全，才能得到庇护，免受自然状态的野蛮之害；卢梭则想象出一种社会契约，其中，个人将自己的自然权利交给“公共意志”，以获得秩序和安全。卢梭对“公共意志”的定义是政治权利平等的公民团体的共识。公民将会和平相处，因为他们被其他公民统治，而不是被急于扩大自身领土的王朝君主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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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契约论》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几乎无人问津，但它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卢梭用激动人心的论断总结他的思想：“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当伏尔泰和其他启蒙思想家寄希望于统治者能变得开明时，卢梭却坚持认为主权并非来自国王或寡头，甚至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人民集体对自由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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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因此帮助塑造了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该阶段给情感更大的自由度，为19世纪浪漫主义开了先河。卢梭在小说《爱弥儿》（1762）的开篇写道：“出自自然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书中描述了他认为的自然和世俗的理想教育，就像爱弥儿在他的家庭教师的指引下，在探索溪流和磨房的徒步旅行中逐渐接触自然。卢梭的目的是让大自然的奇迹刺激爱弥儿的情感，让他的情感早于理性发展。他认为理性是“最晚也是最难以培养的”。爱弥儿的自然美德应该得到保护，以对抗培育中的缺陷，同时也应将这些自然美德作为目的本身培养起来，这样他就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苏菲是爱弥儿精挑细选的“出身高贵的”妻子，卢梭让她也受到了教育，那是适合于他所认为在生活中处于较低地位的女性的教育。尽管如此，卢梭坚持女性具有智力发展的能力，这个观点超前于他的时代。这部小说在当时引发了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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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讽刺卢梭将自然作为美德来推崇：“先生，我已经收到了您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您。没有人费过这么多心思来让人变成野兽。一个人读了您的书后，就开始想在地上爬了。但我已经失去这一习惯超过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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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启蒙运动的传播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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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根基不仅来自思想领域（如科学革命和洛克的思想），还来自影响了舆论环境的、渐进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在法国特别明显，但并非只在法国上演，其中包括在18世纪至少在一些地区的对有组织的宗教的挑战，甚至有组织的宗教的衰退，以及一种基础更为广泛的文化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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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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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热情和怀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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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上半叶，天主教改革在法国、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带来了缓慢但稳健的宗教复兴。新的宗教修会和修道院的建立、宗教仪式的流行，以及地方圣徒的神龛，都反映出人们的宗教热情。国教依旧保持着令人敬畏的权威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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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世纪晚期，在德意志北部诸国的新教徒中发展出了虔敬派，强调布道和研读《圣经》，这既展现出对国教的不满持续上升，也反映了强大的宗教创造力。虔敬派教徒不满于抽象的神学辩论，以及路德派教会的等级结构，他们希望重新确立新教对个人良知的信仰。如同英国的清教徒和法国的詹森派信徒（天主教会中的一个异见团体），他们呼吁建立更为严格的宗教。虔敬派希望复兴宗教虔诚和善行，并要求世俗信徒们积极参与宗教生活。《圣经》的诵读和讨论小组取代了路德派更为复杂的正式宗教仪式，促使上流社会增加对德意志的语言和文化的兴趣。但是到了18世纪的最后20多年，虔敬派的影响力开始减弱，这不但反映了启蒙思想的传播，也表明路德派依旧是德意志北部诸国的国教，依旧主导着各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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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英国的所有社会阶层似乎都愈发热衷于参与宗教活动。圣公会是英国国教，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英国还有近50万非圣公会新教徒或不奉国教者。一些中产阶级的长老会、公理会、一位论派、浸礼会以及贵格会教徒将他们的儿子送往私立学院。牛津和剑桥大学只允许圣公会教徒入学。反天主教思想仍然在英国盛行，到了1770年，英国有大约7万天主教徒，其中大部分是下层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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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卫斯理，向英国的普通人传播卫理公会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