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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启蒙运动的传播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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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根基不仅来自思想领域（如科学革命和洛克的思想），还来自影响了舆论环境的、渐进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在法国特别明显，但并非只在法国上演，其中包括在18世纪至少在一些地区的对有组织的宗教的挑战，甚至有组织的宗教的衰退，以及一种基础更为广泛的文化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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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热情和怀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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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上半叶，天主教改革在法国、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带来了缓慢但稳健的宗教复兴。新的宗教修会和修道院的建立、宗教仪式的流行，以及地方圣徒的神龛，都反映出人们的宗教热情。国教依旧保持着令人敬畏的权威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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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世纪晚期，在德意志北部诸国的新教徒中发展出了虔敬派，强调布道和研读《圣经》，这既展现出对国教的不满持续上升，也反映了强大的宗教创造力。虔敬派教徒不满于抽象的神学辩论，以及路德派教会的等级结构，他们希望重新确立新教对个人良知的信仰。如同英国的清教徒和法国的詹森派信徒（天主教会中的一个异见团体），他们呼吁建立更为严格的宗教。虔敬派希望复兴宗教虔诚和善行，并要求世俗信徒们积极参与宗教生活。《圣经》的诵读和讨论小组取代了路德派更为复杂的正式宗教仪式，促使上流社会增加对德意志的语言和文化的兴趣。但是到了18世纪的最后20多年，虔敬派的影响力开始减弱，这不但反映了启蒙思想的传播，也表明路德派依旧是德意志北部诸国的国教，依旧主导着各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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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英国的所有社会阶层似乎都愈发热衷于参与宗教活动。圣公会是英国国教，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英国还有近50万非圣公会新教徒或不奉国教者。一些中产阶级的长老会、公理会、一位论派、浸礼会以及贵格会教徒将他们的儿子送往私立学院。牛津和剑桥大学只允许圣公会教徒入学。反天主教思想仍然在英国盛行，到了1770年，英国有大约7万天主教徒，其中大部分是下层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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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卫斯理，向英国的普通人传播卫理公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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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浸礼会、公理会、贵格会以及其他不奉国教者传统上都是劳动者，但是一直到18世纪约翰·卫斯理（1703—1791）成为牧师后，才出现了获得众多普通人效忠的宗教。作为一名在牛津大学学习神学的圣公会教徒，忧心忡忡的卫斯理开始相信他的使命是使普通民众充满宗教热情，他们似乎是被英国国教所忽略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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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斯理从未正式脱离圣公会，他也从未声称建立新教派。但因为他一生都在山中、田野上直接为普通人布道，并专门针对普通的英国人写下宗教小册子，如此产生的影响与脱离圣公会、建立新教派无异。他吸引了大约10万教徒加入卫理公会。卫理公会强调个人的皈依，并暗示在上帝眼中人人平等。这一观点触怒了英国上流社会，特别是因为卫理公会的信徒们常常大声喊出他们的信仰，有时还公开为在上等阶层看来最好不要明说的罪过忏悔。一位公爵夫人解释道，她讨厌卫理公会的信徒，因为“被告知自己的心与那些在地上爬的可怜平民的心同样罪恶，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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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理公会的福音传播既为英国社会带来活力，又稳定了社会秩序。卫斯理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激进的政治或社会思想，这可以从他不愿意正式离开英国国教体现出来。卫斯理并不倡导反叛，相反，他鼓励人们辛勤工作、自律，远离舞蹈、酗酒和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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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圣公会开始从下层社会寻找更多的信徒。它建立起基督教知识宣传协会和圣公会的主日学校，这些学校为贫穷儿童提供食物和《教义问答书》。福音派教徒汉娜·莫尔（1745—1833）被称作“穿衬裙的主教”，她为了将宗教信仰传播给穷人，放弃了上流社会生活物质条件的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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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福音派作了许多努力，但到18世纪中叶，宗教在英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中的作用似乎更小了，在那些经济正在发展且识字率相对较高的地区尤其如此。在法国，成为神职人员的人数也在减少，仅在1770—1790年间，男女修会就减少了三分之一的成员。在遗嘱中要求为逝者和在炼狱中的灵魂做弥撒的人更少了。18世纪中叶，一位威尼斯的神学家声称，他的国家的人民开始“去基督教化”（dechristianized）。在法国，尽管教会依然会从它的巨额财富中每年捐给王室一大笔钱，但大众对神职人员的税收豁免权更加不满。因此，有些启蒙思想家质疑国立教会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他们向许多对有组织的宗教失去了兴趣的读者发表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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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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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础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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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国和欧洲西北部中产阶级的影响力扩大，人们的文化生活也开始逐渐改变，人们对文学、音乐、艺术的兴趣也逐渐增加。文学协会的增多反映出这种变化。读写能力的提高扩大了启蒙思想家的潜在受众范围。到这个世纪晚期，英国、法国、荷兰和德意志诸国中大约有一半男性能阅读。一小部分女性（大约占这些国家女性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识字。在南欧，这一比例则低得多，在东欧、俄国和巴尔干半岛，几乎没有人能够阅读。尽管德意志的一些国家为女孩开办了学校，但哪怕是贵族出身的女性接受超过最低限度的教育的机会依旧相当罕见。连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都经常性出现语法和拼写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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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急切地希望了解发生在自己的国家和海外的事，出版商们在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报纸每周出版一次或两次，汇总在其他国家发生的大事。1700—1780年间，英国的期刊量增长5倍。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间，德意志的书籍和杂志出版数量增长了2倍。小说取代有关神学和虔敬的书籍，成为流行书籍。感伤小说向人们呈现过分感性的家庭生活和温柔的爱情故事。英国女作家史无前例地让女性在英国的社会舆论中有了一席之地，其作品中的女主角都是深爱着丈夫的伴侣，也是善良的母亲。狄德罗和德意志戏剧家、批评家戈特霍尔德·莱辛（1729—1781）呼吁戏剧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和感情，而不仅仅是国王和王后、王子和公主。不过，像宗教小册子、通俗年鉴和民间故事等传统的文学作品仍然是最为广泛流传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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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带来了一个直接影响，就是让历史愈发受到大众欢迎。启蒙思想家帮助让历史成为一个现代学科，反映出启蒙思想家对了解人类历程的兴趣。自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后，欧洲人甚少对历史产生兴趣。天主教会的神父们拥护神学的首要性，他们认为人世间不过是让基督徒为死后生活作准备的一种考验。但是如今，所有的人类历程，包括西方文化以外的历史，都成为历史研究的合适对象。爱德华·吉本（1737—1794）在参观了罗马竞技场后，受到启发，创作出《罗马帝国衰亡史》（从1776年起，历经12年才完成出版）。而自然科学也获得了一批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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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图书馆和读书会（或阅读俱乐部）的数量都有所增加，其中一些读书会是由能干的书商组织起来的。在伦敦、米兰、柏林等大城市里，流通图书馆的图书出租时间短至一个小时。小型的私人图书馆也变得更加常见。在此之前，阅读很大程度是一种集体活动，由一个识字的人念给其他人听，就像说故事的人讲故事一样。而此时，读书已更多地变成了一种私人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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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启蒙运动时期的有些最重要的作品在文人共和国之外几乎无人知晓，但另一些则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畅销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在1748年第一次发行后的18个月内，再版了21次，共印刷了大约3.5万本。布丰的30卷著作《自然史》（1749—1804）尽管体量巨大，但依然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伏尔泰的《老实人》在1759年出版后，一年内重印了8次。阿贝·纪尧姆·雷纳尔的《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1770）重印了70次才能满足市场的急切需求。这本书描述了新世界、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其中包括奴隶贸易的发展，雷纳尔对这种贸易进行了直言不讳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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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莱顿大学的图书馆，16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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