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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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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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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音乐品位摆脱了宫廷、教会以及贵族资助者的束缚。在17世纪，歌剧的极度流行与欧洲宫廷建造的华丽歌剧院有很大的关系。作曲家及其音乐在宫廷间辗转。宫廷作曲家被认为相当于受到偏爱的上层仆人。德意志的作曲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1759）心怀感激地接受了一些英国贵族和英王乔治二世的资助。弗朗茨·约瑟夫·海顿（1732—1809）曾经服务于匈牙利富可敌国的艾什泰哈齐家族，担任管弦乐队指挥（Kapellmeister）。有人问他，为何从未编写过五重奏，他的回答是：“没有人命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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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50年代早期，卢梭执笔痛斥法国歌剧。如他所料，读者们能够理解他那尖刻的言语，他是在谴责宫廷和贵族的品位本身。卢梭将皇家音乐学院对法国音乐的垄断比喻成残忍的宗教裁判所，认为它扼杀了想象力。卢梭的评论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这几乎就是对当时法国的社会与文化根基的谴责。就像卢梭的哲学作品一样，他的歌剧颂扬简单、朴素的乡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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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音乐会在宫廷中或在富裕家族的家中举办；在意大利，音乐会由聚集在一起讨论科学和艺术的、受过教育的人的团体资助举办；在瑞士，音乐会由音乐爱好者团体资助。18世纪早期，一些德意志的城市里出现了公共音乐会。公共音乐厅逐渐在欧洲的各国首都建造起来。亨德尔开始在租来的剧院里上演他的歌剧、举行音乐会，并吸引了大批观众。到了18世纪90年代，海顿在伦敦的公共音乐会上指挥他的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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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坐在钢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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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1756—1791）那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反映出从音乐家依赖宫廷和贵族资助到公共音乐会出现的逐步演化。莫扎特3岁开始弹奏羽管键琴，5岁开始作曲。1763年，他的父亲花了三年时间带着他和他的姐姐去欧洲各大宫廷巡演，希望能大赚一笔，但结果却喜忧参半。1778年，莫扎特回到了巴黎，因为他的父亲坚持要求他“找一份工作，或是至少赚些钱”。喜怒无常的莫扎特未能成功立足于巴黎社交界。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我希望他的命运是有一半现有的才华和两倍待人处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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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莫扎特回到他的故乡萨尔茨堡居住，在那里他任职宫廷音乐家，为一名不招人喜欢的大主教服务，郁郁寡欢。在他与自己的资助人发生争执并辞职之前，莫扎特写下了教堂音乐和轻音乐，包括一首用弦乐器、两只号角、狗，以及来复枪演奏出的狩猎交响乐。莫扎特花钱和赚钱的速度一样快，他经常负债，无法吸引他所渴望的来自宫廷、贵族和教会的慷慨资助。不过他越来越多地举办公共音乐会。不同于亨德尔，莫扎特在35岁时就贫困潦倒地死去，并被葬于维也纳的贫民的无名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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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是一位多产的天才，他摆脱了其前辈们的旋律规律，使音乐表达效果更多样、自由。歌剧《费加罗的婚礼》（1786）和《唐璜》（1787）反映出莫扎特表现各阶层角色的能力，他不仅揭示这些角色共有的人性，而且还能表现出他们的个人情绪和对未来的期望。他的最后一部歌剧《魔笛》（1791）表达了他相信人类能够培养更加伟大的美德和爱的能力。因此，莫扎特和启蒙思想家拥有同样的自信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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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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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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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学院以及共济会分会都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沙龙让贵族和中产阶级中的有钱人聚在私人的家中进行社交和讨论。沙龙主要集中在巴黎，但也存在于柏林、伦敦、维也纳以及一些小城镇。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宣称，他在巴黎两周内“听到的值得铭记的谈话比在伦敦两到三年的冬天里听到的还要多”。巴黎的沙龙主要是女性组织并主持的，她们选择要讨论的主题，并主持谈话。在华沙，索菲娅·恰尔托雷斯卡公主举办的沙龙在向波兰精英阶级传播启蒙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伦敦，妇女们也举办类似的集会，有些集会仅接受女性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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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玛丽泰蕾兹·若弗兰夫人每周一举行艺术家的沙龙，每周三则是文人的沙龙。她的其中一位访客回忆道：“我清楚地记得，看见许多欧洲人围着她的椅子站了三层。”在她试探启蒙思想家的才华时，她的丈夫默默地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一天晚上，一名常客注意到那位沉默的人通常坐着的位置空了，于是询问他在哪里。她简单回复道：“他是我的丈夫，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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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演员在若弗兰夫人的沙龙上朗读伏尔泰的作品。注意画面中伏尔泰的半身像，当时他在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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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的客人们可以讨论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而无需担心受到警察的干预。到了18世纪中叶，知识分子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政治话题。当然，并非所有被讨论的思想都有同等价值。在18世纪80年代，德国科学家弗朗茨·梅斯梅尔（1734—1815）宣扬电磁疗法的功效。“催眠术”在巴黎的沙龙也备受关注，梅斯梅尔和他的信徒相信“宇宙之流”能将人体和宇宙联系在一起，这在巴黎的沙龙受到了讨论。而法国科学院对此大力谴责，宣称催眠术不过是狡猾的诈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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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和一些意大利城市中，学院扮演着类似于沙龙的角色。这些学院并非那种提供系统的课程的“学院”，而是那些对科学和哲学有兴趣的人大约每两周举办一次的正式聚会。聚会的日程安排包括朗读会议记录和信函，随后是讲座和辩论。这些学院将一些热心探讨启蒙思想家作品的人聚在一起，其中包括一些神职人员，从而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但与沙龙不同的是，这些学院都禁止女性的参与（有一些女性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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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院为两位主人服务：国王和公共大众。它们依靠王室督办、总督，以及其他政府官员获得资金和集会的场所。王室相信，这些学院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因为其成员所讨论的是当时的重大问题。一些学院赞助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征文活动；在18世纪80年代的10年间举办的此类活动超过600次。而征文的主题越来越多地反映出启蒙思想的影响，如“宗教不宽容和地方法官在捍卫自由方面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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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中叶，地方学院的许多成员开始认为自己既发挥着王室的非正式顾问的作用，代表公共舆论，也为更一般的受众解释科学和哲学。因此，这些学院推动了认为有可能在法国进行改革的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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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会分会是另一种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传播的媒介，它起源于苏格兰，大约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当时是石匠的行会。现在，他们聚集了自由思想家，以及其他反对国教对公共生活的影响的人。18世纪中叶，共济会分会在欧洲迅速增多。其成员发誓保守秘密，但他们的会议、成员名单以及仪式是众所周知的。在一些地区，女性作为采纳的成员（affiliated or adopted member）被允许加入。共济会成员的政治观点并不一致，但是他们对进步和宗教宽容都怀有共同的信念，并且都对制度化的宗教持有批判性观点。特别是在苏格兰，俱乐部、咖啡馆和酒馆都为新思想的讨论提供了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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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启蒙思想的传播仍然受到了一些阻碍。书籍甚至小册子都非常昂贵。尽管审查制度变化不定，且各地差异巨大，但是它依旧阻碍了出版发行。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未通过审查的书籍都被烧毁。若其出版物中含有官方认为亵渎神明的内容，出版商至少在原则上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更常见的是官员关闭印刷厂。即使相对宽容的荷兰共和国也禁止出版狄德罗的《哲学思想录》，将其视作对宗教的抨击。面对着一连串批评君主制、贵族和教会的出版物，路易十五（统治时期：1715—1774）于1757年颁布了审查法，比英国监管图书行业的法律更为严苛。法国君主还通过下发印刷商、书商和摊贩的营业执照来控制出版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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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会分会在维也纳的聚会。共济会的仪式包括使用具有寓言意义的符号、眼罩和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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