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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卡里亚侯爵切萨雷·博内萨纳（1738—1794）在受到启蒙运动影响后，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改革家。他是来自米兰的贵族，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成为一名政治哲学教授，在其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为国家大臣提供农业、采矿业以及贸易等各种方面的建议。但是，他的声望主要来自其有关犯罪与刑罚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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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卡里亚侯爵已经阅读了孟德斯鸠、布丰、狄德罗和卢梭的著作，在《论犯罪与刑罚》（1764）中，他将他们的分析应用于当下的问题。他认为，国家的任务是保护社会并尊重所有人的尊严。这意味着那些被指控犯罪的人的权利也必须受到保护。贝卡里亚侯爵希望建立起标准的审判程序，这样不论贫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位意大利的哲学家提出的“在被证明罪名成立前，被指控的人无罪”的观点，和英国宪法传统以及陪审团制度仍然是西方司法制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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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卡里亚侯爵认为，对某项罪行的惩罚不应该与宗教中的罪的概念联系起来，而应该通过理性地评估这种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来确定。他声称“防止犯罪比惩罚罪犯更好”。他的原则反映了功利主义的起源。功利主义是一种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它认为对法律的评判应该以其社会效用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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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卡里亚侯爵反对为逼供或惩罚而施加酷刑。不保护社会而使用残酷的惩罚似乎只是在鼓励对法律的不尊重和更多可怕的罪行。这使他反对死刑，他对那些被公开处决所吸引的狂热群众表示痛惜。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二世（他钦佩贝卡里亚侯爵）、瑞典的古斯塔夫斯三世，以及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都禁止酷刑——这些都是当时的统治者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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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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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教育对于启蒙思想家的计划而言是核心部分。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1762—1796）非常钦佩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并阅读了他们的大量著作。她还招待过狄德罗，并以可观的价格购买了狄德罗的藏书。这位德意志公爵之女出身的女皇蔑视俄国文化，青睐法国文化。她似乎听取了狄德罗的建议：“指导一个国家就是让它变得文明。”叶卡捷琳娜为贵族的女儿们开办了学校。虽然她没有取消审查制度，但是她批准建立了第一批私人印刷厂，并鼓励出版更多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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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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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其他君主也进行了教育改革，但是，他们这么做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保证获得有能力的公务员。1774年，约瑟夫二世（1741—1790）建立了一整套有组织的、从小学到大学的集中教育体系，从而使波希米亚的小学增加了1倍。在波兰，议会在1773年建立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它作为政府的教育部，负责管辖波兰在克拉科夫和维尔纽斯的大学，以及所有的中学和堂区学校。在这个时期的中欧和东欧，出现了匈牙利语、德语、克罗地亚语、斯洛伐克语、乌克兰语和罗马尼亚语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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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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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8世纪是各种宗教相对和平共处的时期，但是宗教的极度不宽容依旧存在。特别是在英国，天主教徒在法律上受到歧视（见第十一章），而且没有投票权和下议院的参选权。法国的新教徒没有公民权，除非天主教神父为他们注册登记，否则他们的出生、洗礼和婚姻都被视为从未发生。新教徒在匈牙利和信仰天主教的莱茵兰受到歧视。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的主教于1728年勒令2万名新教徒必须在三天内离开他们的家乡，在接下来的10年间，皇家敕令强迫新教徒离开上奥地利和施第里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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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300万犹太人在整个欧洲都遭受宗教不宽容，并且往往受到迫害，在东欧地区特别严重。犹太人不能拥有贵族头衔、不能加入行会组织，也不能成为市政官员。在许多地区，他们可以拥有土地，虽然在一些德意志邦国中，他们需要特许才能买房置产。他们在法国、东欧和俄国不能从事农业和某些行业。哈布斯堡王室要求犹太人在周日必须留在室内，直到中午才能出门。1745年，王室又突然下令住在布拉格的数千犹太人离开。在维也纳和苏黎世，犹太人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犹太人区中。一些德意志城镇禁止他们进入城墙之内。尽管从1782年开始，瑞典政府允许犹太人建立犹太教堂，但是他们只能定居在特定城市，而且被禁止与外族通婚、购买土地或生产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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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放债曾是允许犹太人从事的少数行业之一，所以在波兰、俄国、乌克兰的犹太人要面对经常欠他们债务的农民的憎恨。在波兰，天主教会往往带头迫害他们；人们轻易地相信犹太人在逾越节期间会举办仪式献祭基督徒儿童的谣言。1762年，乌克兰的农民屠杀了至少2万名犹太人，这是这个世纪最为血腥的大屠杀。然而大约在1750年，西欧似乎进入了一个更为宽容的时代。原因之一是宗教不宽容会引发周期性的暴乱，镇压这些叛乱会耗费国家资金。而另一方面，当时也可感受到更加人道主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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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统治者进行宗教改革是因为受到了强化其王权的欲望的激励。耶稣会士被逐出几个国家一事便是如此，这加剧了教皇和天主教君主之间的斗争。自该修会成立于天主教改革时期以来，耶稣会士就被视作等同于教廷。他们作为强大的贵族家族的家庭教师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在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也是如此。天主教国王们认为耶稣会士对他们的权威产生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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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国王若昂五世有一个意志坚定的大臣——庞巴尔侯爵塞巴斯蒂昂（1699—1782），他牺牲强大的贵族家族和天主教会的利益来巩固王权。当耶稣会士谴责政府的种种行为，如精心策划反犹太主义时，庞巴尔侯爵指责耶稣会士剥削巴拉圭的土著居民，他们是这个殖民国家的实际管理者。在庞巴尔侯爵诬告耶稣会计划暗杀国王后，葡萄牙国王于1759年下令将耶稣会士驱逐出葡萄牙。10年后，庞巴尔侯爵终结了宗教裁判所的独立审判权，将其变成王室法庭。其他君主纷纷效仿，法王路易十五在1764年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耶稣会士被驱逐出一些最强大的天主教国家，这反映出当专制君主决心继续控制他们所认为的民族教会时，教皇权力被逐渐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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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年，耶稣会士被驱逐出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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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卡洛斯三世（统治时期：1759—1788）下令在大学里加入科学和哲学课程。1781年，西班牙最后一次以异教信仰为由对一个人处以死刑。卡洛斯三世将令人畏惧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替换为管理出版的一系列法律限制。如同葡萄牙和法国国王，卡洛斯三世在1776年驱逐了耶稣会士，部分原因是他们几乎全面垄断了教育，这似乎会威胁到君主对教会的控制。在意大利，利奥波德二世也限制了教会在托斯卡纳的权力，结束了什一税，并削弱了宗教裁判所的势力。叶卡捷琳娜大帝对于宗教态度开明，这从她终止了官方（政府）对旧信徒的迫害就可以看出，旧信徒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内的异见者。而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后（见第十一章），犹太人首次处于沙皇的统治下，叶卡捷琳娜大帝最初对犹太商人和其他市民与犹太人的基督教徒邻居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但是，抗议让叶卡捷琳娜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限制措施。1794年，她实施了对犹太人的双重税收。1787年，路易十六授予法国新教徒大部分公民权。次年，在大不列颠，议会取消了针对天主教徒的一些限制，但他们依旧不能担任公职。尽管如此，在“戈登暴动”时，伦敦街头的群众仍大声叫喊着“不要天主教！”攻击天主教徒的房屋，这场骚乱导致近300人丧命。不过，英国自16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合法的天主教堂于1792年在伦敦敞开了它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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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国家似乎最容易接受宗教宽容。在德意志北部邦国和瑞士各州，启蒙思想家们的理想为源自16世纪宗教改革的宗教宽容提供了支持。而对宗教宽容的探索在德意志的开明思想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戈特霍尔德·莱辛在他的戏剧《智者纳坦》（1779）中声称，所有宗教的信徒都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在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约瑟夫二世放宽了审查制度，允许出版呼吁宽容新教徒的一系列小册子。国王的《宽容敕令》（1781）使非天主教徒享受到部分宽容政策。这条敕令也涉及犹太人，他们如今能够“免于”承担“宽容税”和为符合犹太教规定的肉类交的税。约瑟夫还授予一些犹太人贵族头衔，这引起了其他贵族的强烈不满。不但如此，历史上第一次，新教徒也能在哈布斯堡王朝担任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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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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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各个邦国似乎为开明专制提供了最为肥沃的土壤。德意志的启蒙思想家仍非常信赖当时的既定秩序，他们指望各邦国和宗教进行改革。他们对国家的批判不像法国的启蒙思想家那么强烈。对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而言，启蒙运动意味着在智力和道德上、而非在政治和社会上解放个人。个人必须批判性思考，但是也需要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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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1740—1786，又被称为腓特烈大帝）希望以开明君主的形象被铭记于世。他聪明卓绝，将自己的宫廷变成贵族们的学习中心。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他有一座洛可可风格的城堡“无忧宫”，那里有布局十分规则的法式园林，并被认为是最能体现礼仪的地方。这位能够演奏长笛的“哲人王”，让伏尔泰在其宫殿里当了两年的贵宾。伏尔泰赞扬腓特烈将“悲伤的斯巴达变成了卓越的雅典”。但是这位法国启蒙思想家很快就对愤世嫉俗、善于操纵人心的普鲁士国王幻灭了，腓特烈二世在1740年无情地入侵了哈布斯堡王朝在西里西亚的领地，当时只是他登基的第一年。伏尔泰讽刺了腓特烈的宠臣，触怒了腓特烈。当国王下令让刽子手当众烧毁冒犯他的短文时，伏尔泰明白了国王的暗示，于1752年离开了波茨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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