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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放债曾是允许犹太人从事的少数行业之一，所以在波兰、俄国、乌克兰的犹太人要面对经常欠他们债务的农民的憎恨。在波兰，天主教会往往带头迫害他们；人们轻易地相信犹太人在逾越节期间会举办仪式献祭基督徒儿童的谣言。1762年，乌克兰的农民屠杀了至少2万名犹太人，这是这个世纪最为血腥的大屠杀。然而大约在1750年，西欧似乎进入了一个更为宽容的时代。原因之一是宗教不宽容会引发周期性的暴乱，镇压这些叛乱会耗费国家资金。而另一方面，当时也可感受到更加人道主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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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统治者进行宗教改革是因为受到了强化其王权的欲望的激励。耶稣会士被逐出几个国家一事便是如此，这加剧了教皇和天主教君主之间的斗争。自该修会成立于天主教改革时期以来，耶稣会士就被视作等同于教廷。他们作为强大的贵族家族的家庭教师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在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也是如此。天主教国王们认为耶稣会士对他们的权威产生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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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国王若昂五世有一个意志坚定的大臣——庞巴尔侯爵塞巴斯蒂昂（1699—1782），他牺牲强大的贵族家族和天主教会的利益来巩固王权。当耶稣会士谴责政府的种种行为，如精心策划反犹太主义时，庞巴尔侯爵指责耶稣会士剥削巴拉圭的土著居民，他们是这个殖民国家的实际管理者。在庞巴尔侯爵诬告耶稣会计划暗杀国王后，葡萄牙国王于1759年下令将耶稣会士驱逐出葡萄牙。10年后，庞巴尔侯爵终结了宗教裁判所的独立审判权，将其变成王室法庭。其他君主纷纷效仿，法王路易十五在1764年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耶稣会士被驱逐出一些最强大的天主教国家，这反映出当专制君主决心继续控制他们所认为的民族教会时，教皇权力被逐渐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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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年，耶稣会士被驱逐出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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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卡洛斯三世（统治时期：1759—1788）下令在大学里加入科学和哲学课程。1781年，西班牙最后一次以异教信仰为由对一个人处以死刑。卡洛斯三世将令人畏惧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替换为管理出版的一系列法律限制。如同葡萄牙和法国国王，卡洛斯三世在1776年驱逐了耶稣会士，部分原因是他们几乎全面垄断了教育，这似乎会威胁到君主对教会的控制。在意大利，利奥波德二世也限制了教会在托斯卡纳的权力，结束了什一税，并削弱了宗教裁判所的势力。叶卡捷琳娜大帝对于宗教态度开明，这从她终止了官方（政府）对旧信徒的迫害就可以看出，旧信徒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内的异见者。而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后（见第十一章），犹太人首次处于沙皇的统治下，叶卡捷琳娜大帝最初对犹太商人和其他市民与犹太人的基督教徒邻居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但是，抗议让叶卡捷琳娜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限制措施。1794年，她实施了对犹太人的双重税收。1787年，路易十六授予法国新教徒大部分公民权。次年，在大不列颠，议会取消了针对天主教徒的一些限制，但他们依旧不能担任公职。尽管如此，在“戈登暴动”时，伦敦街头的群众仍大声叫喊着“不要天主教！”攻击天主教徒的房屋，这场骚乱导致近300人丧命。不过，英国自16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合法的天主教堂于1792年在伦敦敞开了它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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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国家似乎最容易接受宗教宽容。在德意志北部邦国和瑞士各州，启蒙思想家们的理想为源自16世纪宗教改革的宗教宽容提供了支持。而对宗教宽容的探索在德意志的开明思想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戈特霍尔德·莱辛在他的戏剧《智者纳坦》（1779）中声称，所有宗教的信徒都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在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约瑟夫二世放宽了审查制度，允许出版呼吁宽容新教徒的一系列小册子。国王的《宽容敕令》（1781）使非天主教徒享受到部分宽容政策。这条敕令也涉及犹太人，他们如今能够“免于”承担“宽容税”和为符合犹太教规定的肉类交的税。约瑟夫还授予一些犹太人贵族头衔，这引起了其他贵族的强烈不满。不但如此，历史上第一次，新教徒也能在哈布斯堡王朝担任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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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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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各个邦国似乎为开明专制提供了最为肥沃的土壤。德意志的启蒙思想家仍非常信赖当时的既定秩序，他们指望各邦国和宗教进行改革。他们对国家的批判不像法国的启蒙思想家那么强烈。对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而言，启蒙运动意味着在智力和道德上、而非在政治和社会上解放个人。个人必须批判性思考，但是也需要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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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1740—1786，又被称为腓特烈大帝）希望以开明君主的形象被铭记于世。他聪明卓绝，将自己的宫廷变成贵族们的学习中心。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他有一座洛可可风格的城堡“无忧宫”，那里有布局十分规则的法式园林，并被认为是最能体现礼仪的地方。这位能够演奏长笛的“哲人王”，让伏尔泰在其宫殿里当了两年的贵宾。伏尔泰赞扬腓特烈将“悲伤的斯巴达变成了卓越的雅典”。但是这位法国启蒙思想家很快就对愤世嫉俗、善于操纵人心的普鲁士国王幻灭了，腓特烈二世在1740年无情地入侵了哈布斯堡王朝在西里西亚的领地，当时只是他登基的第一年。伏尔泰讽刺了腓特烈的宠臣，触怒了腓特烈。当国王下令让刽子手当众烧毁冒犯他的短文时，伏尔泰明白了国王的暗示，于1752年离开了波茨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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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大帝在无忧宫演奏长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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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腓特烈又一次借用了启蒙运动的论述，声称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让民众得到与人的天性相符的、靠我可用的手段所能让他们得到的幸福”。他曾有点虚情假意地宣称，作为国王的他不过是其人民的“第一仆人”：“我很清楚富人有许多拥护者，但是穷人的拥护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腓特烈解放了王国里的农奴（1763），并下令废除领主体罚其农奴的权力。司法改革终止了地方法官的一些臭名昭著的弊端。这位普鲁士国王还放宽了审查制度，并废除了军队以外的死刑。但是，他拒绝解放普鲁士的犹太人，同时继续依赖于他们的贷款。尽管如此，《普鲁士法典》在腓特烈驾崩8年后的1794年终于完成并颁布，它授予“普鲁士每位居民……完整的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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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大帝的“开明”改革的首要目的是让普鲁士变得更加强大，而不是更加公正（见第十一章）。他让普鲁士成为了一个更高效的专制国家。腓特烈希望他的法典能扩大国家的影响力，而不是让他的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解放王室领地上的农奴，是因为他需要他们加入军队。贵族（容克）占据着军官和高级官员等令人羡慕的职位。但事实上，一些平民确实也升迁到了重要岗位，有些人成为了军官，他们后来被封为贵族。腓特烈还建立起考核机制来管理人员录取，从而完善了国家官僚机构。若想进入法院，候选人必须通过最难的考试。在柏林，只有三分之一的法官是贵族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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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的法律使贵族和平民的区分更加明显。《普鲁士法典》将普鲁士社会分为三个等级：贵族、中产阶级和平民。腓特烈巩固了贵族的地位，因为他决心不让他们作为地主阶级的地位受到削弱。他拒绝废除私人领地上的农奴制，并设立了为有财务困难的贵族提供担保的机构。他还禁止贵族向非贵族出售其土地，也不认可贵族与平民的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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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普鲁士君王的著作《论政府的形式》（1781）为提高专制国家的运作效率提供了诀窍。腓特烈的世界观将国家与臣民个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当两者的利益无法调和时，他总是以普鲁士的国家利益为先。正如伏尔泰自己所发现的，腓特烈大帝的统治显示出开明专制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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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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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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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其他一些统治者尝试提高农村的生活条件。利奥波德二世于1786年颁布了一部新的法典，并建立了一个更加独立的新司法系统，解除了对谷物贸易的一些限制，取消了谷物的限价政策。这些举措在商人和富裕农民中受到欢迎，但是在依靠面包维生的穷人中则不然。18世纪70年代是饥荒和疾病肆虐的灾难性的10年，此后，奥地利皇后玛丽亚·特蕾西亚禁止贵族领主虐待他们的农奴，并试图限制封建义务。正如她所说，若想得到更多的羊毛或羊奶，必须先喂好绵羊。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在1781年废除了农奴制，将农民的劳动义务转变成每年向领主付的费用，并结束了农民对领主的个人服务。从此以后，农民不需要得到贵族的准许就能够结婚和／或离开土地。至少在原则上，农民可以寻求国家的支持，以反对压迫他们的贵族；他们甚至可以将贵族告上法庭。但是约瑟夫二世废除农奴制的法令遭到了地主们和帝国东部的地方势力的抵制。波希米亚的贵族拒绝执行任何规定，而在特兰西瓦尼亚，贵族们没有告诉农民其处境有了变化。在匈牙利，领主们坚持声称他们的农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奴，只是佃户，因此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范围。而在帝国的德语区，这项法令虽然赐予农奴法律权利，却让他们仍然要把旧体制下要交的大部分钱交给领主。在托斯卡纳，贵族和政府官员们蓄意破坏利奥波德的改革，正如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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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些改革看似开明，其背后也暗含国家理性。在帝国部分地区限制劳动义务，使农民们如今需要付给国家更多的税，并且要服更长时间的兵役。尽管农民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依旧欠着他们领主的债。因此，“开明的”改革对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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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二世宣布，他希望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家遵循“统一的原则”，其中包括重组帝国的官僚机构。他征收教会财产税，废除一些修会，并强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范围内的教会进行重组。没有任何一名“开明”统治者会放弃自己的任何君主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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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大帝受到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影响，她想让贵族充当君主及其臣民之间的“中间团体”。她希望在明确贵族的权利后，贵族们也许能够推动国家的运作，并为她的国家带来荣耀。1785年的《御赐贵族特权诏书》正式确立了专制国家与贵族之间的关系，承认血统的高贵性等同于为国家服务的高尚。这一诏书确保了贵族们的财产安全、拥有农奴的权利，以及被国家逮捕和没收财产的豁免权。于是历史上第一次，贵族们不需要得到沙皇的许可就能出国。在此之后，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贵族议会可以向沙皇或女皇递交请愿书，但后者没有回复的义务。然而，叶卡捷琳娜本人后来反对启蒙思想，害怕这一思想可能会被用来反对专制统治。正如伏尔泰在腓特烈大帝宫廷中的经历一样，当狄德罗听说女皇将与她意见相左的人都囚禁起来的时候，他对叶卡捷琳娜的信心从此在失望中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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