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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1740—1786，又被称为腓特烈大帝）希望以开明君主的形象被铭记于世。他聪明卓绝，将自己的宫廷变成贵族们的学习中心。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他有一座洛可可风格的城堡“无忧宫”，那里有布局十分规则的法式园林，并被认为是最能体现礼仪的地方。这位能够演奏长笛的“哲人王”，让伏尔泰在其宫殿里当了两年的贵宾。伏尔泰赞扬腓特烈将“悲伤的斯巴达变成了卓越的雅典”。但是这位法国启蒙思想家很快就对愤世嫉俗、善于操纵人心的普鲁士国王幻灭了，腓特烈二世在1740年无情地入侵了哈布斯堡王朝在西里西亚的领地，当时只是他登基的第一年。伏尔泰讽刺了腓特烈的宠臣，触怒了腓特烈。当国王下令让刽子手当众烧毁冒犯他的短文时，伏尔泰明白了国王的暗示，于1752年离开了波茨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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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大帝在无忧宫演奏长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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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腓特烈又一次借用了启蒙运动的论述，声称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让民众得到与人的天性相符的、靠我可用的手段所能让他们得到的幸福”。他曾有点虚情假意地宣称，作为国王的他不过是其人民的“第一仆人”：“我很清楚富人有许多拥护者，但是穷人的拥护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腓特烈解放了王国里的农奴（1763），并下令废除领主体罚其农奴的权力。司法改革终止了地方法官的一些臭名昭著的弊端。这位普鲁士国王还放宽了审查制度，并废除了军队以外的死刑。但是，他拒绝解放普鲁士的犹太人，同时继续依赖于他们的贷款。尽管如此，《普鲁士法典》在腓特烈驾崩8年后的1794年终于完成并颁布，它授予“普鲁士每位居民……完整的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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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大帝的“开明”改革的首要目的是让普鲁士变得更加强大，而不是更加公正（见第十一章）。他让普鲁士成为了一个更高效的专制国家。腓特烈希望他的法典能扩大国家的影响力，而不是让他的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解放王室领地上的农奴，是因为他需要他们加入军队。贵族（容克）占据着军官和高级官员等令人羡慕的职位。但事实上，一些平民确实也升迁到了重要岗位，有些人成为了军官，他们后来被封为贵族。腓特烈还建立起考核机制来管理人员录取，从而完善了国家官僚机构。若想进入法院，候选人必须通过最难的考试。在柏林，只有三分之一的法官是贵族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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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的法律使贵族和平民的区分更加明显。《普鲁士法典》将普鲁士社会分为三个等级：贵族、中产阶级和平民。腓特烈巩固了贵族的地位，因为他决心不让他们作为地主阶级的地位受到削弱。他拒绝废除私人领地上的农奴制，并设立了为有财务困难的贵族提供担保的机构。他还禁止贵族向非贵族出售其土地，也不认可贵族与平民的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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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普鲁士君王的著作《论政府的形式》（1781）为提高专制国家的运作效率提供了诀窍。腓特烈的世界观将国家与臣民个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当两者的利益无法调和时，他总是以普鲁士的国家利益为先。正如伏尔泰自己所发现的，腓特烈大帝的统治显示出开明专制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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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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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其他一些统治者尝试提高农村的生活条件。利奥波德二世于1786年颁布了一部新的法典，并建立了一个更加独立的新司法系统，解除了对谷物贸易的一些限制，取消了谷物的限价政策。这些举措在商人和富裕农民中受到欢迎，但是在依靠面包维生的穷人中则不然。18世纪70年代是饥荒和疾病肆虐的灾难性的10年，此后，奥地利皇后玛丽亚·特蕾西亚禁止贵族领主虐待他们的农奴，并试图限制封建义务。正如她所说，若想得到更多的羊毛或羊奶，必须先喂好绵羊。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在1781年废除了农奴制，将农民的劳动义务转变成每年向领主付的费用，并结束了农民对领主的个人服务。从此以后，农民不需要得到贵族的准许就能够结婚和／或离开土地。至少在原则上，农民可以寻求国家的支持，以反对压迫他们的贵族；他们甚至可以将贵族告上法庭。但是约瑟夫二世废除农奴制的法令遭到了地主们和帝国东部的地方势力的抵制。波希米亚的贵族拒绝执行任何规定，而在特兰西瓦尼亚，贵族们没有告诉农民其处境有了变化。在匈牙利，领主们坚持声称他们的农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奴，只是佃户，因此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范围。而在帝国的德语区，这项法令虽然赐予农奴法律权利，却让他们仍然要把旧体制下要交的大部分钱交给领主。在托斯卡纳，贵族和政府官员们蓄意破坏利奥波德的改革，正如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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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些改革看似开明，其背后也暗含国家理性。在帝国部分地区限制劳动义务，使农民们如今需要付给国家更多的税，并且要服更长时间的兵役。尽管农民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依旧欠着他们领主的债。因此，“开明的”改革对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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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二世宣布，他希望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家遵循“统一的原则”，其中包括重组帝国的官僚机构。他征收教会财产税，废除一些修会，并强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范围内的教会进行重组。没有任何一名“开明”统治者会放弃自己的任何君主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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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大帝受到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影响，她想让贵族充当君主及其臣民之间的“中间团体”。她希望在明确贵族的权利后，贵族们也许能够推动国家的运作，并为她的国家带来荣耀。1785年的《御赐贵族特权诏书》正式确立了专制国家与贵族之间的关系，承认血统的高贵性等同于为国家服务的高尚。这一诏书确保了贵族们的财产安全、拥有农奴的权利，以及被国家逮捕和没收财产的豁免权。于是历史上第一次，贵族们不需要得到沙皇的许可就能出国。在此之后，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贵族议会可以向沙皇或女皇递交请愿书，但后者没有回复的义务。然而，叶卡捷琳娜本人后来反对启蒙思想，害怕这一思想可能会被用来反对专制统治。正如伏尔泰在腓特烈大帝宫廷中的经历一样，当狄德罗听说女皇将与她意见相左的人都囚禁起来的时候，他对叶卡捷琳娜的信心从此在失望中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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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启蒙运动晚期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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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晚期包含了几个趋势。英国的经济学家们首次将自由的概念应用于经济的运作。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上，启蒙思想家放弃了对理性和自然法则的长久思考。人类自由的标志不再是理性的运用，而是情感的表达。卢梭自己通过强调情感发展和情感满足的重要性，开始转向他所谓的“合理的多愁善感”（reasoned sentimentality）。在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发展方向中，许多作家开始“发现”并欣然接受他们自身的民族文化，在中世纪的诗歌和歌曲中寻找它们的起源。而在法国，再也没有出现另一个伏尔泰或卢梭。下一代自称启蒙思想家的人，即那些抨击法国君主制体制结构的平庸作家，影响着公共舆论。所有这些发展都在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见第十一章）。晚期的启蒙运动强调民族文化的历史根源，使民族认同感的概念得以形成，这是对19世纪及之后的欧洲产生深刻影响的一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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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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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和经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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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家对自然和社会法则的探寻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建立起一系列可以解释经济运作的法则。这种探索脱离了重商主义，并导致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出现。重商主义是17世纪到18世纪早期经济理论的基础，其理论认为，国家应该通过保持有利的贸易平衡的限制和关税等手段保护本国经济，让流入国内的金银比流出国外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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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主义者”相信土地（而非金银）是所有财富的来源。他们希望结束国家在农业、农产品贸易方面的干预。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是一名法国的医生和经济学家，他参与了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的编著，在书中呼吁君主批准谷物的自由贸易，并结束专断的价格管制，这是国家有时为了维持公共秩序而实施的政策。他和其他重农主义者坚持认为，更高的物价将促进生产，因此从长远来看，将会带来更低的价格。重农主义者还鼓励富裕的地主科学种田，以提高农业产量，他们还希望开明君主取消农业经济的通行费和国内关税。在商品化农业早已发展良好的英国，重农主义者吸引了一批饶有兴趣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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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欣赏他自己的著作《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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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名字古怪的安罗贝尔·杜尔哥（1727—1781）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取消了法国的谷物贸易控制后，伴随着连年的粮食歉收，出现了灾难性的食物短缺（见第十一章）。囤粮造成了更高的粮价，随后发生了粮食骚乱，于是这场实验很快结束了，法国又回归到原来的管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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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苏格兰人，在格拉斯哥大学任道德哲学教授，在他的《国富论》（1776）里，他反驳了重商主义的一些标志性理论。他以解开对经济的束缚为目标，反对行会限制和垄断，以及贸易壁垒和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这些大胆的提议与当时的经济思想大相径庭，后者大力主张受管理的垄断，并对自由市场竞争持怀疑态度。商人们则指望国家能提供财政、政治和军事上的保护。这名苏格兰哲学家乐观的学说后来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法语名称“laissez-faire”，即“放任自由”。斯密坚持每个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方法去追寻自己的利益”的主张。他提出，若“放任自由”，英国的经济自然就会蓬勃发展，产生国内和国际市场。随着时间推移，自由经济那“看不见的手”将解决供需平衡问题，并决定商品价格。“市场的美德”将战胜让人们失去活力的“垄断的卑劣精神”，由此增强社会幸福感和公民的美德。这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常见主题——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特别关注如何向这个逐步被商业和制造业改变的社会反复灌输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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