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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出版物和权威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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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共和国的一些边缘人物曾被伏尔泰视为“三流作家”而打发走，他们也在破坏人们对君主和王室的敬意。18世纪早些时候，启蒙思想家们身处优雅的沙龙，与之不同，在启蒙运动晚期，自称启蒙思想家的作家们却经常在廉价的咖啡馆会面，他们住在街边楼房的高层，为了躲债而频繁改变住址。同时，他们坚持声称，王室的审查制度阻止了他们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有些人靠贩卖禁书维持微薄的收入。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声称自己和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们一样投身于反对法国的不开明体制这项共同的事业，但却写色情文学或是诽谤名人显贵（包括王室家族）的文章，还有少数人靠替警察监视其他作家来维生。虽然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前也有这一类出版物，但数量从来没有这么多，也从未如此广泛地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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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灵活的航运代理、运输商、驳船船员、码头工人和小贩们把在瑞士或奥属尼德兰出版的书籍走私给那些愿意设法避开书商行会及国家控制的法国书商们，使得禁书到达法国。1783年，国王再次加强力量扼止走私书籍的浪潮、取缔法国的地下印刷厂。这些出版商损害了巴黎的合法图书行业，因为他们出版禁书，并印刷比合法出版物更廉价的版本。不但如此，王室官员还担心这些走私的讽刺作品对公共舆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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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高尚的启蒙思想家和他们的“后继者”是否有什么联系？这些“后继者”包括《修道院里的维纳斯或穿睡衣的修女》、《揭下面纱的基督教》，以及《随军妓女玛戈》等书的作者。事实上，启蒙思想家的这些善妒、平庸的继承者削弱了人们对教会、贵族，尤其是王室的权力的尊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继承了其先辈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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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也的确可以找到启蒙运动的某些主题。他们与名声显赫得多的前辈一道抨击法国君主制的根基。例如，不得志的作家们抨击印刷商和书商行会的特权，谴责这些特权阻碍了他们获得他们所渴求的名望。他们将审查制度等同于专制独裁，尽管这种做法怀有自私的动机，但却是有效的，因为他们声称只有废除审查制度，才能让思想自由交流。政治事件和丑闻让地下文学的印刷机持续运转，煽动普通民众对君主、教会和贵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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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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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启蒙运动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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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家们颂扬理性，承认激情，并质疑纯粹的信仰。他们沉浸于对科学、理性的尊敬，并相信人类将发现自然的真理，他们对人类的潜力表示乐观。启蒙思想家们还相信进步，康德坚称这是现代性的一种标志，这使启蒙思想家与天主教之间有了极大的区别。然而，他们不像伏尔泰笔下的老实人那样天真、不加批判，老实人认为进步是必然的。启蒙思想家们相信，思想、研究、教育以及行动结合在一起就将带来更美好的未来。他们认为，主宰国家的并不是上帝，而是人类，就如其他现象一般，国家也应该接受批判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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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家对人类尊严的崇尚使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暴政。他们大部分反对宗教不宽容、酷刑和奴隶制（1787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协会的废奴主义者发动了一场有效的反奴隶制运动，但这场运动是独立于启蒙运动的）。不但如此，一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作家认识到，当时对男女不平等的论断违背了他们对自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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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个体平等发展的能力相当怀疑。伏尔泰曾经说过：“至于下层民众，我不关心；他们永远都是下层民众。”他们推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物首先必须是开明的，这样最终每个人都能通过教育有所进步。此外，狄德罗、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支持离婚权，但是却反对给予女性平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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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家对个人自由的奉献影响了西方世界随后的历史发展。在18世纪，尽管大部分人依然认为君主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是启蒙思想家宣称，公众拥有自己的权利，而且自由本身就是利益。启蒙思想帮助创作了一种原则上表达反对的论调，它将动摇专制主义的根基。如果说启蒙思想家自身并非革命者，在18世纪的欧洲这个背景下，他们的许多思想实际上是革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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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议会为Parliament；法国高等法院为parlement。——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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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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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第十章 18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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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地主在18世纪可以为所欲为。不止一个绅士使整座村庄被拆毁或淹没，原因仅仅是这座村庄所处的位置阻碍了他的园景规划。一个地主写道：“独自一人站在自己的乡村里是件伤感的事情。我环顾四周，除了我的房子外一所房子都没看见，只有我自己。我是巨人城堡里的巨人，吃光了我的所有邻居。”围墙和仆人们将爱冒险的闯入者远远地挡在外面。一些富豪一掷千金参与赌马。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客人一年喝掉价值高达1500英镑的葡萄酒，相当于超过100个劳工的年薪总和。英国的贵族们似乎还特别容易暴饮暴食。帕森·伍德福德在日记中细致地记录下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今天早晨非常虚弱，几乎不能穿上衣服，在其他人的帮助下费了好大劲才能下楼。今天的晚餐是烤牛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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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一时期，瑞士有一位农民过着与英国地主截然不同但可以说更有作为的生活。他的名字叫雅各布·顾吉尔，朋友们叫他为小杰克（Kleinjogg）。他继承了一座负债的小农场，将其变成了一个模范企业，他在那里种植蔬菜和新品种的农作物并养牛。据说，当符腾堡公爵来看这位著名的农民时，小杰克告诉他，一位王公居然大驾光临来探访一个卑微的农民让自己多么受宠若惊。这位公爵热泪盈眶地回答道：“我并非屈尊，这是我的荣幸，因为你比我优秀。”据称，小杰克对此得体、恭顺地回答道：“若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该做的事，我们就都是优秀的。你们王公必须命令我们农民该做什么，因为你们有时间思考做什么最有益于国家，而我们农民则应该服从你们的命令，勤劳、忠诚地工作。”但是在欧洲大陆上，像小杰克这样有钱又有积极性的农民极为罕见。而在英国，农民几乎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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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某些方面，社会依旧维持着与前几个世纪差不多的状态，但在18世纪下半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改变了欧洲。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改变是不均衡的，带有区域性的特征，对英国和欧洲西北部地区的影响最深，但绕过了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在经济发达地区，传统上一些人口增长的制约因素有所弱化。提高的农业生产力支撑了更多的人口，这反过来又增大了对食物的需求。而制造业在英国的北部城镇及其周边地区蓬勃发展，引发了如今被我们称为工业革命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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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出现的另一相关变化是最高的社会等级内的差异变得不那么明显。此外，财富的增加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了某种流动性，特别是带来了让大不列颠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活力。在法国，财富也逐渐模糊了社会阶级之间的界限，但并未完全消除它们。头衔的差异不再必然与财富的分配模式挂钩。与此不同的是，在中欧和东欧地区，社会壁垒的界定仍然严格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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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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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社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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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早期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家庭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等级，该等级赋予其集体身份及特权。每一个等级在法律上都有定义，人们因属于该等级而被赋予特定的职责和权利，这并不是通过个人权利来授予的。贵族是一个特权等级，拥有统治者和法律所赋予的特殊权利，例如免税权。贵族头衔是世袭的，在原则上通过血脉传承，虽然事实上，在这个世纪中，有许多家族能够买到贵族头衔。神职人员也是特权等级，像贵族那样，他们一般拥有免税权。在法国，“第三等级”是指那些既不是贵族、也不属于神职人员的余下所有人，包括农民和城镇居民，他们都必须交税。在这些等级内部或等级之间，出现某种程度的社会流动是可能的，特别是在西欧地区。当时的人在争论存在于“社会等级”内部的社会流动性的程度，而之后的历史学家也继续在争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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