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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启蒙运动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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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家们颂扬理性，承认激情，并质疑纯粹的信仰。他们沉浸于对科学、理性的尊敬，并相信人类将发现自然的真理，他们对人类的潜力表示乐观。启蒙思想家们还相信进步，康德坚称这是现代性的一种标志，这使启蒙思想家与天主教之间有了极大的区别。然而，他们不像伏尔泰笔下的老实人那样天真、不加批判，老实人认为进步是必然的。启蒙思想家们相信，思想、研究、教育以及行动结合在一起就将带来更美好的未来。他们认为，主宰国家的并不是上帝，而是人类，就如其他现象一般，国家也应该接受批判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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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家对人类尊严的崇尚使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暴政。他们大部分反对宗教不宽容、酷刑和奴隶制（1787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协会的废奴主义者发动了一场有效的反奴隶制运动，但这场运动是独立于启蒙运动的）。不但如此，一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作家认识到，当时对男女不平等的论断违背了他们对自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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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个体平等发展的能力相当怀疑。伏尔泰曾经说过：“至于下层民众，我不关心；他们永远都是下层民众。”他们推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物首先必须是开明的，这样最终每个人都能通过教育有所进步。此外，狄德罗、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支持离婚权，但是却反对给予女性平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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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家对个人自由的奉献影响了西方世界随后的历史发展。在18世纪，尽管大部分人依然认为君主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是启蒙思想家宣称，公众拥有自己的权利，而且自由本身就是利益。启蒙思想帮助创作了一种原则上表达反对的论调，它将动摇专制主义的根基。如果说启蒙思想家自身并非革命者，在18世纪的欧洲这个背景下，他们的许多思想实际上是革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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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议会为Parliament；法国高等法院为parlement。——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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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第十章 18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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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地主在18世纪可以为所欲为。不止一个绅士使整座村庄被拆毁或淹没，原因仅仅是这座村庄所处的位置阻碍了他的园景规划。一个地主写道：“独自一人站在自己的乡村里是件伤感的事情。我环顾四周，除了我的房子外一所房子都没看见，只有我自己。我是巨人城堡里的巨人，吃光了我的所有邻居。”围墙和仆人们将爱冒险的闯入者远远地挡在外面。一些富豪一掷千金参与赌马。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客人一年喝掉价值高达1500英镑的葡萄酒，相当于超过100个劳工的年薪总和。英国的贵族们似乎还特别容易暴饮暴食。帕森·伍德福德在日记中细致地记录下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今天早晨非常虚弱，几乎不能穿上衣服，在其他人的帮助下费了好大劲才能下楼。今天的晚餐是烤牛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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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一时期，瑞士有一位农民过着与英国地主截然不同但可以说更有作为的生活。他的名字叫雅各布·顾吉尔，朋友们叫他为小杰克（Kleinjogg）。他继承了一座负债的小农场，将其变成了一个模范企业，他在那里种植蔬菜和新品种的农作物并养牛。据说，当符腾堡公爵来看这位著名的农民时，小杰克告诉他，一位王公居然大驾光临来探访一个卑微的农民让自己多么受宠若惊。这位公爵热泪盈眶地回答道：“我并非屈尊，这是我的荣幸，因为你比我优秀。”据称，小杰克对此得体、恭顺地回答道：“若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该做的事，我们就都是优秀的。你们王公必须命令我们农民该做什么，因为你们有时间思考做什么最有益于国家，而我们农民则应该服从你们的命令，勤劳、忠诚地工作。”但是在欧洲大陆上，像小杰克这样有钱又有积极性的农民极为罕见。而在英国，农民几乎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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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某些方面，社会依旧维持着与前几个世纪差不多的状态，但在18世纪下半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改变了欧洲。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改变是不均衡的，带有区域性的特征，对英国和欧洲西北部地区的影响最深，但绕过了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在经济发达地区，传统上一些人口增长的制约因素有所弱化。提高的农业生产力支撑了更多的人口，这反过来又增大了对食物的需求。而制造业在英国的北部城镇及其周边地区蓬勃发展，引发了如今被我们称为工业革命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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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出现的另一相关变化是最高的社会等级内的差异变得不那么明显。此外，财富的增加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了某种流动性，特别是带来了让大不列颠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活力。在法国，财富也逐渐模糊了社会阶级之间的界限，但并未完全消除它们。头衔的差异不再必然与财富的分配模式挂钩。与此不同的是，在中欧和东欧地区，社会壁垒的界定仍然严格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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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社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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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早期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家庭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等级，该等级赋予其集体身份及特权。每一个等级在法律上都有定义，人们因属于该等级而被赋予特定的职责和权利，这并不是通过个人权利来授予的。贵族是一个特权等级，拥有统治者和法律所赋予的特殊权利，例如免税权。贵族头衔是世袭的，在原则上通过血脉传承，虽然事实上，在这个世纪中，有许多家族能够买到贵族头衔。神职人员也是特权等级，像贵族那样，他们一般拥有免税权。在法国，“第三等级”是指那些既不是贵族、也不属于神职人员的余下所有人，包括农民和城镇居民，他们都必须交税。在这些等级内部或等级之间，出现某种程度的社会流动是可能的，特别是在西欧地区。当时的人在争论存在于“社会等级”内部的社会流动性的程度，而之后的历史学家也继续在争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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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匈牙利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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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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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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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除了荷兰共和国和瑞士），贵族们左右着18世纪的政治生活，虽然在大部分国家里，贵族只占总人口的2％到3％。贵族在俄国、西班牙、波兰和匈牙利所占人口比例要高得多，加起来大约占欧洲贵族的近三分之二。在西班牙北部省份和波兰，超过10％的男性拥有贵族头衔。在匈牙利，在1781年进行了也许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准确的人口调查，其结果是超过40万人声称自己是贵族，约占总人口的5％。相比之下，在法国只有大约2.5万至5.5万个贵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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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贵族的财富和地位来自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但在这些土地上劳作的却是其他人（“我闲故我在”是关于马扎尔贵族的一句匈牙利俗语，恶搞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名句）。贵族地主拥有15％—40％的土地，具体数字因国而异，富饶的土地所占的比例甚至更高。在普鲁士，只有贵族才可以拥有免税的土地；在波兰，平民根本不能拥有土地。俄国的平民失去了拥有法律上与农奴相捆绑的财产的权利。奥地利的贵族拥有哈布斯堡王朝领地中一半的可耕地，他们还雇用代理去向农民征收亏欠他们的债务。9000名贵族拥有瑞典三分之一的土地。在意大利城邦，贵族拥有的财富甚至超过了天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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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欧洲大陆的贵族依然拥有针对农民的特殊权利，这种权利通常被称作领主权利。贵族们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土地所有权，通过租金（现金）、实物（农产品），以及应得的费用（dues，通常是劳务）获得收入。一些贵族在他们自己的法庭上负责司法。农民要在领主的磨房里磨碎自己的谷物，在他的烤箱里烤面包，用他的榨汁机榨葡萄汁，所以农民有义务缴纳使用这些器具的费用。领主收费和债务的沉重负担让农民极少剩余，有时候没有任何剩余可以用来上交国税、教会税（什一税）或养活全家，一家人很可能包括父母双亲、未婚姐妹、兄弟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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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被证明极为擅长在适应集权国家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同时维持自己的特权。这些特权包括免除几乎所有税的权利，如普鲁士、波兰、匈牙利和俄国的贵族享受到的那样，或免去对土地征收的直接税的权利。其他的贵族特权包括佩戴家族的盾形纹章、穿戴特定的服饰和珠宝、占用圣坛附近的特别的教堂长椅（在一些地区，弥撒必须在当地贵族落座于其常用座位后才能开始）、先于其他所有人领受圣餐，以及在音乐会上有专门保留的席位和在大学里有特殊的席位的权利。当贵族走过时，平民必须向他鞠躬、行屈膝礼，或脱帽致敬，贵族们愈发坚持保存这些礼仪姿态。在一些国家，贵族有权为家族的“荣誉”而决斗，还有权携带长剑，这两种权利是尊贵的特权，用于区分贵族和社会等级较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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