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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第十章 18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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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地主在18世纪可以为所欲为。不止一个绅士使整座村庄被拆毁或淹没，原因仅仅是这座村庄所处的位置阻碍了他的园景规划。一个地主写道：“独自一人站在自己的乡村里是件伤感的事情。我环顾四周，除了我的房子外一所房子都没看见，只有我自己。我是巨人城堡里的巨人，吃光了我的所有邻居。”围墙和仆人们将爱冒险的闯入者远远地挡在外面。一些富豪一掷千金参与赌马。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客人一年喝掉价值高达1500英镑的葡萄酒，相当于超过100个劳工的年薪总和。英国的贵族们似乎还特别容易暴饮暴食。帕森·伍德福德在日记中细致地记录下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今天早晨非常虚弱，几乎不能穿上衣服，在其他人的帮助下费了好大劲才能下楼。今天的晚餐是烤牛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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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一时期，瑞士有一位农民过着与英国地主截然不同但可以说更有作为的生活。他的名字叫雅各布·顾吉尔，朋友们叫他为小杰克（Kleinjogg）。他继承了一座负债的小农场，将其变成了一个模范企业，他在那里种植蔬菜和新品种的农作物并养牛。据说，当符腾堡公爵来看这位著名的农民时，小杰克告诉他，一位王公居然大驾光临来探访一个卑微的农民让自己多么受宠若惊。这位公爵热泪盈眶地回答道：“我并非屈尊，这是我的荣幸，因为你比我优秀。”据称，小杰克对此得体、恭顺地回答道：“若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该做的事，我们就都是优秀的。你们王公必须命令我们农民该做什么，因为你们有时间思考做什么最有益于国家，而我们农民则应该服从你们的命令，勤劳、忠诚地工作。”但是在欧洲大陆上，像小杰克这样有钱又有积极性的农民极为罕见。而在英国，农民几乎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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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某些方面，社会依旧维持着与前几个世纪差不多的状态，但在18世纪下半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改变了欧洲。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改变是不均衡的，带有区域性的特征，对英国和欧洲西北部地区的影响最深，但绕过了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在经济发达地区，传统上一些人口增长的制约因素有所弱化。提高的农业生产力支撑了更多的人口，这反过来又增大了对食物的需求。而制造业在英国的北部城镇及其周边地区蓬勃发展，引发了如今被我们称为工业革命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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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出现的另一相关变化是最高的社会等级内的差异变得不那么明显。此外，财富的增加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了某种流动性，特别是带来了让大不列颠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活力。在法国，财富也逐渐模糊了社会阶级之间的界限，但并未完全消除它们。头衔的差异不再必然与财富的分配模式挂钩。与此不同的是，在中欧和东欧地区，社会壁垒的界定仍然严格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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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社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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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早期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家庭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等级，该等级赋予其集体身份及特权。每一个等级在法律上都有定义，人们因属于该等级而被赋予特定的职责和权利，这并不是通过个人权利来授予的。贵族是一个特权等级，拥有统治者和法律所赋予的特殊权利，例如免税权。贵族头衔是世袭的，在原则上通过血脉传承，虽然事实上，在这个世纪中，有许多家族能够买到贵族头衔。神职人员也是特权等级，像贵族那样，他们一般拥有免税权。在法国，“第三等级”是指那些既不是贵族、也不属于神职人员的余下所有人，包括农民和城镇居民，他们都必须交税。在这些等级内部或等级之间，出现某种程度的社会流动是可能的，特别是在西欧地区。当时的人在争论存在于“社会等级”内部的社会流动性的程度，而之后的历史学家也继续在争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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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匈牙利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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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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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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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除了荷兰共和国和瑞士），贵族们左右着18世纪的政治生活，虽然在大部分国家里，贵族只占总人口的2％到3％。贵族在俄国、西班牙、波兰和匈牙利所占人口比例要高得多，加起来大约占欧洲贵族的近三分之二。在西班牙北部省份和波兰，超过10％的男性拥有贵族头衔。在匈牙利，在1781年进行了也许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准确的人口调查，其结果是超过40万人声称自己是贵族，约占总人口的5％。相比之下，在法国只有大约2.5万至5.5万个贵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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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贵族的财富和地位来自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但在这些土地上劳作的却是其他人（“我闲故我在”是关于马扎尔贵族的一句匈牙利俗语，恶搞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名句）。贵族地主拥有15％—40％的土地，具体数字因国而异，富饶的土地所占的比例甚至更高。在普鲁士，只有贵族才可以拥有免税的土地；在波兰，平民根本不能拥有土地。俄国的平民失去了拥有法律上与农奴相捆绑的财产的权利。奥地利的贵族拥有哈布斯堡王朝领地中一半的可耕地，他们还雇用代理去向农民征收亏欠他们的债务。9000名贵族拥有瑞典三分之一的土地。在意大利城邦，贵族拥有的财富甚至超过了天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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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欧洲大陆的贵族依然拥有针对农民的特殊权利，这种权利通常被称作领主权利。贵族们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土地所有权，通过租金（现金）、实物（农产品），以及应得的费用（dues，通常是劳务）获得收入。一些贵族在他们自己的法庭上负责司法。农民要在领主的磨房里磨碎自己的谷物，在他的烤箱里烤面包，用他的榨汁机榨葡萄汁，所以农民有义务缴纳使用这些器具的费用。领主收费和债务的沉重负担让农民极少剩余，有时候没有任何剩余可以用来上交国税、教会税（什一税）或养活全家，一家人很可能包括父母双亲、未婚姐妹、兄弟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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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被证明极为擅长在适应集权国家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同时维持自己的特权。这些特权包括免除几乎所有税的权利，如普鲁士、波兰、匈牙利和俄国的贵族享受到的那样，或免去对土地征收的直接税的权利。其他的贵族特权包括佩戴家族的盾形纹章、穿戴特定的服饰和珠宝、占用圣坛附近的特别的教堂长椅（在一些地区，弥撒必须在当地贵族落座于其常用座位后才能开始）、先于其他所有人领受圣餐，以及在音乐会上有专门保留的席位和在大学里有特殊的席位的权利。当贵族走过时，平民必须向他鞠躬、行屈膝礼，或脱帽致敬，贵族们愈发坚持保存这些礼仪姿态。在一些国家，贵族有权为家族的“荣誉”而决斗，还有权携带长剑，这两种权利是尊贵的特权，用于区分贵族和社会等级较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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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欧洲贵族间的富裕程度和地位有着巨大差别。最富裕、最有权势的贵族称自己为“贵族”（aristocrat），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这一分类。他们是最古老头衔的拥有者（在法国，他们是佩剑贵族，其头衔源于对国王的军事服务），他们许多人都是宫廷贵族的成员。这些贵族视自己为正直、荣誉和个人勇气的典范，是精英文化的体现。法国贵族（grand seigneur）和西班牙贵族（grandee）的身份以其巨额财富与庞大的庄园作为标志。但是，最富裕的贵族可能是东欧和中欧的大地主们。波兰的卡罗尔·拉齐维尔亲王有1万名家仆为他服务，还有一支6000名士兵组成的私人军队。另一位波兰贵族的财产包括2.5万平方公里土地，其面积相当于现在的比利时的五分之四。一名俄国公爵拥有9000户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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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每个国家也都有不那么富裕的贵族，他们急切地、甚至是拼命地为女儿寻找能为自己带来利益的夫婿，为儿子寻找可谋生的国家、军队、教会职位。人口因素给贫穷的贵族带来更大的压力，因为更多的贵族孩子能够在出生时存活下来并度过童年。许多西西里、波兰和西班牙的贵族除了头衔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大约12万波兰贵族没有土地，许多人穷得被称作“赤脚贵族”。在法国，乡下贵族（hobereau）衣衫褴褛。西班牙的下级贵族（hidalgo）则依靠微薄的国家抚恤金为生，他们中间有些人极为贫困，据说他们“在家谱下吃着黑面包”。在西班牙，这些赤贫贵族们依然拥有展示其家族的盾形纹章和被尊称为“阁下”（Don）的权利，以及免于因负债而被逮捕的权利。但是在1773年前，他们仍不被允许从事体力劳动，因此他们能摆脱贫困的方式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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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负担得起贵族生活的贵族们试图维持这种生活方式，在其乡村庄园中保留了城堡（领主宅邸），一些人还拥有带花园的高雅别致的联排别墅，以再现一种乡村宅邸的形象。一些不那么富有的贵族试图维持贵族的生活方式，结果是负债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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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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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地主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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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大约只有200个家族宣称拥有贵族头衔。但贵族所拥有的英国土地比例从15％上升到了25％，远远超过了法国或德意志邦国的比例。不同于欧洲大陆的贵族，英国的贵族必须上缴财产税，而他们所保留的仅有的贵族特权（除了他们那庞大的财富）是进入上议院，并且若被指控犯罪，他们会由贵族组成的陪审团在上议院进行审判。在英国，因为只有最年长的儿子才有权继承父亲的头衔和土地，其他儿子必须找到其他收入来源。其中一个来源便是圣公会和它的26个主教职位，这是为贵族的小儿子们保留的肥缺，他们可因此获得相当丰厚的收入和声望。在17世纪，约四分之一的圣公会主教是平民出身，而到了1760年，只有很少的主教不是贵族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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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只有贵族才能拥有上议院的席位，但是由大地主组成的英国统治精英范围则广泛得多。英国地主在18世纪变得更加富裕，特别是在约1750年后，那时他们提高了土地的租金，并通过销售农产品聚敛了大量财富。拥有大片土地的富裕新贵们也加入了精英阶层。对土地资产的所有权让人得到“乡绅”地位，相当多的家族宣称拥有这一地位。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时期，地主精英的数量大约为4000个乡绅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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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的妻子一方面负责监管女家庭教师和家仆，另一方面还要教育孩子，使其了解家庭、宗教和自身社会地位的责任——他们应表现得有礼貌，但又充满自信。而喜怒皆形于色，过于热情，尤其是过于激情、感性，甚至更为人所不齿的淫荡，这些都被认为是糟糕的行为。他们并不公开纠正下层阶级的行为举止和品德，而是致力于为他们树立榜样。作家霍勒斯·沃波尔（1717—1797）曾提及他去教堂只是为了给自己的仆人们做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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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绅士在家里接受教育，或是上中学，诸如威斯敏斯特和伊顿公学，这两所寄宿学校标志着整个欧洲的精英逐渐转向在家庭之外接受教育。牛津和剑桥大学随后也吸引到一些绅士，虽然实际上极少人能毕业。相形之下，苏格兰的大学提供了更有活力的思想和研究。人们期望年轻的绅士对古典学和当代诗人都有所了解。然而对许多（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富裕家族而言，这些学术知识似乎是多余的，甚至是不可信的。当古罗马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4）向一位公爵献上自己的著作时，后者宣称：“又是一部该死的砖头！瞎写！胡编乱造！是吧，吉本先生？”一位有钱的孀居贵妇每年为她的侄孙兼继承人提供一笔丰厚的津贴，条件是他“选择去游历”，并因此放弃“某所邪恶的学校——大学”。这种家仆服侍左右的欧洲大陆“大旅行”（grand tour）的目标是获取一些关于文化与绘画的知识。这种旅行使古典风格的建筑在英国愈发受到欢迎，之所以称之为古典，是因为它们模仿了古典时代的希腊和罗马的建筑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