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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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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地主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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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大约只有200个家族宣称拥有贵族头衔。但贵族所拥有的英国土地比例从15％上升到了25％，远远超过了法国或德意志邦国的比例。不同于欧洲大陆的贵族，英国的贵族必须上缴财产税，而他们所保留的仅有的贵族特权（除了他们那庞大的财富）是进入上议院，并且若被指控犯罪，他们会由贵族组成的陪审团在上议院进行审判。在英国，因为只有最年长的儿子才有权继承父亲的头衔和土地，其他儿子必须找到其他收入来源。其中一个来源便是圣公会和它的26个主教职位，这是为贵族的小儿子们保留的肥缺，他们可因此获得相当丰厚的收入和声望。在17世纪，约四分之一的圣公会主教是平民出身，而到了1760年，只有很少的主教不是贵族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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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只有贵族才能拥有上议院的席位，但是由大地主组成的英国统治精英范围则广泛得多。英国地主在18世纪变得更加富裕，特别是在约1750年后，那时他们提高了土地的租金，并通过销售农产品聚敛了大量财富。拥有大片土地的富裕新贵们也加入了精英阶层。对土地资产的所有权让人得到“乡绅”地位，相当多的家族宣称拥有这一地位。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时期，地主精英的数量大约为4000个乡绅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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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的妻子一方面负责监管女家庭教师和家仆，另一方面还要教育孩子，使其了解家庭、宗教和自身社会地位的责任——他们应表现得有礼貌，但又充满自信。而喜怒皆形于色，过于热情，尤其是过于激情、感性，甚至更为人所不齿的淫荡，这些都被认为是糟糕的行为。他们并不公开纠正下层阶级的行为举止和品德，而是致力于为他们树立榜样。作家霍勒斯·沃波尔（1717—1797）曾提及他去教堂只是为了给自己的仆人们做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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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绅士在家里接受教育，或是上中学，诸如威斯敏斯特和伊顿公学，这两所寄宿学校标志着整个欧洲的精英逐渐转向在家庭之外接受教育。牛津和剑桥大学随后也吸引到一些绅士，虽然实际上极少人能毕业。相形之下，苏格兰的大学提供了更有活力的思想和研究。人们期望年轻的绅士对古典学和当代诗人都有所了解。然而对许多（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富裕家族而言，这些学术知识似乎是多余的，甚至是不可信的。当古罗马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4）向一位公爵献上自己的著作时，后者宣称：“又是一部该死的砖头！瞎写！胡编乱造！是吧，吉本先生？”一位有钱的孀居贵妇每年为她的侄孙兼继承人提供一笔丰厚的津贴，条件是他“选择去游历”，并因此放弃“某所邪恶的学校——大学”。这种家仆服侍左右的欧洲大陆“大旅行”（grand tour）的目标是获取一些关于文化与绘画的知识。这种旅行使古典风格的建筑在英国愈发受到欢迎，之所以称之为古典，是因为它们模仿了古典时代的希腊和罗马的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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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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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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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普鲁士和瑞典，从法律上来说，神职人员属于第一等级，但是他们并未形成一个单独的集体性实体，而是反映了贫富间的社会分化，这正是欧洲生活的特点。大部分的乡村神父和牧师都拥有名望，在当地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却与其堂区居民一样贫困。不过在许多地方，成为神父的实质性好处（包括可以免除一些税）吸引了很多农民家庭的儿子。欧洲大陆的神职人员中，文化水平最高的很可能是法国的神职人员，最低的则是俄国东正教的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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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级神职人员来自中下层阶级、工匠或相对富裕的农民，他们憎恨主教们赤裸裸的野心、贪婪和傲慢。选举主教的标准往往是富裕程度和出身等级，而非对主的虔诚，正如在意大利城邦，主教一定来自大地主家庭。尽管如此，很少有君主像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那般堂而皇之地将自己8岁的儿子任命为托莱多的大主教。许多主教从未认真履行过自己的职责。18世纪60年代，至少有40名主教住在巴黎，但是从原则上说，应该只有一位主教住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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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欧洲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在法国的一些地区已经变得“去基督教化”，这意味着宗教活动已经减少，并且很可能宗教信仰也在逐渐消失（见第九章），但是在大部分地方，宗教在乡村生活中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神职人员为儿童洗礼，为他们的出生登记，主持婚礼和葬礼。神父和牧师们监管慈善活动，并为去其他地方寻找工作的人提供良好品行的证明书。宗教为许多贫苦大众带来安慰：虽然对穷人站立的位置或座位有所限制，但每个人都可以进入教堂。总的来说，在18世纪，堂区神职人员的素质似乎还是非常高（与下一个世纪相比），这或多或少归功于完善神职人员培训的努力。尽管如此，许多堂区神父仍然夹在宗教礼拜的需求与所有社会群体都相信的流行迷信之间，例如，西班牙的阿尔瓦女公爵让她的儿子咽下被做成木乃伊的圣徒手指研成的粉末，试图治愈他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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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进行的一场洗礼，这是在大部分信仰天主教的地区依旧很重要的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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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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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那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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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从事商业、贸易和制造业的人被英国人称作“中间那一群”（middling sort），被法国人称作“中产阶级”（bourgeois）。“中产阶级”（bourgeois）这一词从中世纪的“有特权的城镇居民”（早先他们被豁免向地区统治者缴纳税费的义务，见第一章）的意思演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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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产阶级中有促进贸易城市和制造业城市经济发展的富裕企业家，也有那些生活艰难的零售商、手工艺人和旅店老板，他们赚的钱勉强能维持生意。当这些最富有的平民有能力时，他们会购买土地和贵族的头衔，如此便拥有了法国大约四分之一的土地和瑞士的大部分土地。大不列颠已经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小店主国家”，每30—40人就有一个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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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18世纪的中间几十年，出现了大量自由职业，特别是律师的数量大增。接受过法律培训的人在国家的官僚机构和法庭里任职。在英国和法国，一些最优秀的学生或至少是人脉最广的学生成为出庭律师；这使他们拥有在法庭内辩护的权利，而作为其下属的法律代理（事务律师）则没有这样的权利。医学名校只培养少量内科医生，这在当时还不是一个备受尊敬的职业。外科医生的地位比内科医生还要低，他们有些人以前是理发师。而军队外科医生似乎等级最高，他们的技术是在战火中磨炼出来的。虽然有些大学教授解剖学，但是外科技术主要是从工作中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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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边得意洋洋的商人。一名商人在抽烟，这是当时的新时尚。右边的小狗戴了贵族的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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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贵族来说，“中产阶级”是一种蔑称，17世纪的一出戏剧中体现了这一点，剧中一名年轻的贵族讥讽主角：“中产阶级是这些恶棍对他们认为鲁钝不堪或不了解宫廷的人的辱骂。”在18世纪，这个词还保留着它在一本17世纪词典里的定义：“缺乏宫廷教养，不特别有礼貌，过于亲热，不够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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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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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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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一名到处游历的英国人阿瑟·杨在法国北部的香槟旅行时，遇到一名看起来像60—70岁的农妇。让他吃惊的是，这位妇人说自己的年龄是28岁，是7名孩子的母亲，她依靠“一小块土地、一头奶牛和一匹瘦马”来生存。她的丈夫每年都要向一名贵族上缴42磅小麦，向另一名贵族上缴128磅燕麦、一只鸡和现金，还需要向国家缴税。这位早衰的妇人只是简单地说，这些“税收和领主义务”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并且似乎变得越来越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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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依旧占欧洲大陆人口的绝大多数：从大约75％（普鲁士和法国）到90％以上（俄国）。农民是维持王室、贵族和教会的收入的财富源头。农民是社会的最底层，一名巴伐利亚的官员将他们贬低为“动物和人的杂种”。一名上流社会的摩尔达维亚人认为农民“完全不知纪律、秩序、经济或干净为何物……十分懒惰，爱撒谎……通常只有辱骂和鞭打才能让他们干点小活”。这种残忍的景象在那些由领主统治其他民族的农民的地区特别普遍，例如波希米亚地区，那里德意志的地主们在利用捷克农民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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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农民的生活中心。村民们的团结帮助他们尽可能顺利地度过粮食歉收、瘟疫和战争等困难时期。村民们总是会对外来者疑心重重。民歌里颂扬农民的智慧和计谋，这些卑微的乡下人用他们的智慧战胜天真又笨拙的外来者，那些外来者的财富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