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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18世纪的中间几十年，出现了大量自由职业，特别是律师的数量大增。接受过法律培训的人在国家的官僚机构和法庭里任职。在英国和法国，一些最优秀的学生或至少是人脉最广的学生成为出庭律师；这使他们拥有在法庭内辩护的权利，而作为其下属的法律代理（事务律师）则没有这样的权利。医学名校只培养少量内科医生，这在当时还不是一个备受尊敬的职业。外科医生的地位比内科医生还要低，他们有些人以前是理发师。而军队外科医生似乎等级最高，他们的技术是在战火中磨炼出来的。虽然有些大学教授解剖学，但是外科技术主要是从工作中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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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边得意洋洋的商人。一名商人在抽烟，这是当时的新时尚。右边的小狗戴了贵族的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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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贵族来说，“中产阶级”是一种蔑称，17世纪的一出戏剧中体现了这一点，剧中一名年轻的贵族讥讽主角：“中产阶级是这些恶棍对他们认为鲁钝不堪或不了解宫廷的人的辱骂。”在18世纪，这个词还保留着它在一本17世纪词典里的定义：“缺乏宫廷教养，不特别有礼貌，过于亲热，不够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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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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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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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一名到处游历的英国人阿瑟·杨在法国北部的香槟旅行时，遇到一名看起来像60—70岁的农妇。让他吃惊的是，这位妇人说自己的年龄是28岁，是7名孩子的母亲，她依靠“一小块土地、一头奶牛和一匹瘦马”来生存。她的丈夫每年都要向一名贵族上缴42磅小麦，向另一名贵族上缴128磅燕麦、一只鸡和现金，还需要向国家缴税。这位早衰的妇人只是简单地说，这些“税收和领主义务”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并且似乎变得越来越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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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依旧占欧洲大陆人口的绝大多数：从大约75％（普鲁士和法国）到90％以上（俄国）。农民是维持王室、贵族和教会的收入的财富源头。农民是社会的最底层，一名巴伐利亚的官员将他们贬低为“动物和人的杂种”。一名上流社会的摩尔达维亚人认为农民“完全不知纪律、秩序、经济或干净为何物……十分懒惰，爱撒谎……通常只有辱骂和鞭打才能让他们干点小活”。这种残忍的景象在那些由领主统治其他民族的农民的地区特别普遍，例如波希米亚地区，那里德意志的地主们在利用捷克农民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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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农民的生活中心。村民们的团结帮助他们尽可能顺利地度过粮食歉收、瘟疫和战争等困难时期。村民们总是会对外来者疑心重重。民歌里颂扬农民的智慧和计谋，这些卑微的乡下人用他们的智慧战胜天真又笨拙的外来者，那些外来者的财富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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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早期欧洲的特点是统治体系重叠且相互依赖，在这种背景下，所有农民在强大的外来者面前都极为脆弱。国家、贵族和教士向农民榨取赋税、农产品、劳动力和现金。农民每年的实物或现金收入中有30％（在法国）到70％（在波希米亚）消失在贵族、官员和神职人员的口袋里。统治者榨取他们的金钱、商品以及劳役，战时还会强征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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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农民的状况并非完全相同。在西欧，几乎所有农民都是自由的，如果农民拥有土地的话，他们的地位就取决于所拥有或通过租约控制的土地的数量。在法国北部、佛兰德、德意志西南部、瑞士和瑞典，许多农民拥有或租用规模与生产力都足够的土地，在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生活得不错。瑞典的农民拥有国家大约三分之一的可耕地。瑞典的农民被正式承认为第四等级的公民，他们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独立，这种情况在欧洲也许极为特殊。瑞典的卡尔十二世吹嘘，他宁愿成为瑞典最凄惨的农民，也不愿意成为不受法律保护、因而可能遭受沙皇的突发奇想之害的俄国贵族。在法国的部分地区、瑞士，以及德意志邦国，乡村工业（例如，亚麻制品业）为农民家庭带来了一些额外收入。在18世纪80年代，苏黎世的内陆地区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家中纺纱织布，为棉花和丝织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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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拥有土地的农民也经常负债，他们怀着对来年丰收的希望借款，而这种希望往往会落空。佃农们在领主的土地上耕作，以换取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土地产出。无地的劳动者如果幸运的话，能够通过在乡间庄园劳动勉强度日。在欧洲全境，一些农民到处流浪，成为路边小贩。住在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和其他山区的季节性工人每年离开家园前往米兰、里昂、巴塞罗那或其他大城市参与建筑工作，或者在夏天去粮田耕作，又或在秋天去葡萄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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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制在西欧基本上不复存在。然而许多自由农民依旧要遵守某种形式的领主司法制度。在1789年的法国，依旧存在数千个庄园法院，通过向农民征收法律费用及罚款为领主带来额外的收入。这些法院大部分受到贵族控制，处理的往往是一些较轻的罪行，例如偷猎、故意侵害、民事债务，以及涉及继承或监护的家庭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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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丹麦、瑞典、瑞士、波兰、俄国，以及德意志部分邦国，农民们除了需缴纳土地税和盐税外，还必须服劳役，通常是修路。各地的服役时间也有所不同，法国一些地区只需几天，而在丹麦则长达每年200天。在东欧地区，农民的孩子有时候也需为领主服务。其他义务包括为领主一家提供一定数量的食物（比如在假日上交一只鸡或一只鹅，或者只需一些鸡蛋）、为领主的狗提供食物、为领主一家纺纱或织布。除此之外，领主还强制农民在其转让所持有的具有世袭占有权的土地时向领主支付一笔费用。当持有这一占有权的农民死亡后，领主还有权得到该农民所拥有的钱财和最好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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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往东面，农民的生活状况就越恶劣。俄国和东欧的农民住的小屋用泥、黏土混合稻草、树枝，有时还有粪块做成。他们以泥地为地板，以稻草为床。只有富裕的农民才买得起木材作为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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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往东面，领主对农民的权力也越大。易北河以东的大部分农民都是农奴，如同中世纪时期那样，他们有些人还必须宣誓效忠于领主。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和波兰有一些自由农民，但是在俄国的自由农民则极少。在普鲁士东部和勃兰登堡地区，因成为农奴而失去自由的人数大增，以至于在德语里，农奴制已经与奴隶制成为了同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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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普鲁士领主的宅邸旁边设有绞刑架，它们象征着领主对农奴拥有的裁判特权，包括有权对农奴施行肉刑。在波兰，一直到18世纪晚期，贵族都可以处决他们的农奴。在俄国，只要农奴不至于在受折磨后立即死去，领主就可以折磨农奴，他们还可以将农奴放逐到西伯利亚。在波兰，贵族若被控谋杀农民，只需缴纳一笔小额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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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私人所有的农奴依旧被束缚在贵族的土地上，而在叶卡捷琳娜大帝于1785年颁布诏书之后，他们受贵族本人束缚。领主可以贩卖其农奴、把他们当作礼物赠送（如作为嫁妆的一部分）或是因为赌博而失去对农奴的所有权。农奴个人或整个家庭都可以被卖给另一名贵族，或被用来交换动物。领主可以拒绝同意其农奴结婚或选择某种职业。大量农奴为了寻求自由，出发去广袤的西伯利亚碰碰运气。在俄国、中欧和东欧，少数农奴能够积累足够的财富去赎买自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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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一家向其领主表示敬意。注意亲吻贵族的手的农奴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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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一种针对男性（被称作“灵魂”）的人头税增强了这些“奴隶”对国家的依赖。只有贵族才不用交这种税。全体村民都有纳税的义务。不但如此，所有男性农民都可能被征入伍，服长达25年的兵役，这对大多数士兵来说，等于被判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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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进行反抗的可能性有限；然而，“弱者的武器”并非无足轻重。这些武器包括沉默的怨恨、懒散，以至纵火，甚至暴动。所有贵族在闲来无事时（这样的时候很多）都在考虑“愚昧的民众”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可能性。随着法律和物质条件的恶化，农奴的起义在18世纪的俄国十分普遍。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哥萨克人叶米里扬·普加乔夫出现在西伯利亚边境线上，宣称自己是“沙皇彼得三世”（真正的彼得三世曾经提起过改革，但是已被废黜，然后被谋杀了）。他在1773年和1774年间领导了几百万农奴反抗他们的领主。普加乔夫的追随者包括哥萨克人、旧信徒（被东正教会迫害的异见者，并被征双倍的税费）、来自乌拉尔山脉的矿工，以及绝望的农奴。在普加乔夫起义被镇压之前，大约有3000名地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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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4万名皇家士兵受命镇压农民起义。在下一个十年的中段，有一个谣言宣称那些进入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的农奴将会获得自由，此后，大约3万名特兰西瓦尼亚农民发动了起义。他们要求废除贵族头衔，并烧毁了几百座领主的宅邸来表达其主张。这场起义的结局是领导人中的几人遭受酷刑，他们的尸体碎块被钉在城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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