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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也受益于进步的技术。牛、骡，特别是马可以比农民更轻松地拉犁。更多的牛提供了作为肥料的粪便，还提供了作为营养品的肉和奶。养羊业发展迅速，为人们提供了食物和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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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主组成社团，讨论农业问题，少数人还创建了模范农场。这些社团的成员包括贵族、富裕的中产阶级，以及神职人员。法国的重农主义者相信土地是所有财富的来源，他们督促地主让土地产生更多的利润，并鼓励国家政策取消粮食限价。与农业相关的出版物的数量也急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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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上的少数统治者采取了一些干预措施来促进农业的发展。1762年，巴伐利亚选帝侯免除了农民十年的赋税，希望农民在休耕地上种植叶类作物。德意志莱茵兰的一些诸侯提倡对牛进行选择育种。1768年，奥地利皇后玛丽亚·特蕾西亚下令，在哈布斯堡王朝领地的部分地区划分公共牧场，并建立一些农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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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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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口在18世纪从大约1.2亿增长到约1.9亿（见表10.1）。历史学家们研究堂区的出生、婚姻和死亡登记，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这场人口革命的原因和影响。欧洲人口的出生率提高，在1740年后尤其明显，而每年的死亡数量（死亡率）下降得更加迅速。农业生产力特别强的人口密集地区最早且最显著地发生了这些变化，如英国、荷兰、佛兰德、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北部（见地图10.1）。这表明，若要解释欧洲人口开始增长的原因，农业产量增加是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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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 欧洲人口，1700—1800年（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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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1750 1800 大不列颠 9.0 10.5 16.5 法国 19.0 21.5 28.0 哈布斯堡帝国 8.0 18.0 28.0 普鲁士 2.0 6.0 9.5 俄国 17.5 20.0 37.0 西班牙 6.0 9.0 11.0 瑞典 1.5* 1.7 2.3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 1.8 1.9 2.0 *瑞典的数据来自富兰克林·D．斯科特的《瑞典：国家的历史》（卡本代尔，伊利诺伊州：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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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纽约：古典书局，1989年），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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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0.1 1780年的欧洲人口 1780年欧洲人口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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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和传染病，以及长期的营养不良，都间歇性地遏制人口增长。许多君主能够登上王位，是因为其兄长死得早，如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他之所以能登上王位，就是因为他的两位兄长都没能撑过自己的一岁生日。穷人在疾病面前显得尤为脆弱，婴儿的死亡率也依然非常高。流感、斑疹伤寒、天花和鼠疫等传染病时不时地使人遭难。在1719年，巴黎有1.4万人死于天花。18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西班牙，疟疾流行病频繁出现。1781—1783年间，奥斯曼帝国的萨洛尼卡（塞萨洛尼基）出现鼠疫，每天都有超过300人死亡。这个世纪中叶有15年的时间，仅仅百日咳一种疾病在瑞典就夺去了至少4万个小孩的生命，在布列塔尼，一年内就有超过10万人死于细菌性痢疾。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的莫斯科，一半人口死于各种疾病。一些国家为了阻止疾病的到来，试图关闭边境和港口，或者对到达的人进行隔离，但是这些措施往往只是徒劳。连续几年的粮食歉收带来了饥荒，又使疾病愈发肆虐，受到最严重影响的是处于生命周期两端的人口——婴儿与老人。苦难变成了灾难。仅1769年一年，多达5％的法国人口可能是饿死的。而城镇依旧是不健康的地方，这里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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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疾病对人口施虐的频率和致命性的降低，预期寿命逐渐增加。总的来说，富人的寿命比穷人长。但是，在这个世纪下半叶，法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仍然只有29岁，在相对长寿的国家瑞典，这个时期的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33岁，女性则是36岁。天花疫苗至少在西欧地区逐渐证明了其有效性，虽然大规模接种还无法实现。奎宁水拯救了发高烧的病人。科学和医学团体提倡城镇要监管垃圾处理，并且在埋葬死者时要更加小心，禁止在城墙内实行土葬。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衣服，特别是比羊毛及其他材料更容易清洗的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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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曾在17世纪遏制了人口增长，如今已变得不再那么具有毁灭性。军队变得职业化，更多地受控于更加强大的王朝国家。军事纪律和军队供应得到改善，使平民无需卷入曾在前几百年造成严重死伤的漫长、血腥的战争（如三十年战争）。新世界成为各个大国的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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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手工业的发展等经济机会促使年轻人早婚（在英国大约是20岁出头）并生育更多的孩子。当时的人们也意识到人口的增长。对于英国神职人员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而言，欧洲人口的增长令人担忧。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1798）中预测，自然对人口增长的遏制（如瘟疫和疾病、饥荒、战争和婴儿死亡，他称之为“大自然用红笔进行的审计”）会变得越来越弱。他相信人口会“增长到超过为其准备的营养可支撑的限度”，即粮食只能算术级数增加（2-3-4-5，以此类推），但是今后的人口却是几何级数增加（2-4-8-16-32……）。可以肯定的是，人口增长给土地带来更多压力，特别在大多数土地面积小、且往往过于细分以至于不利于营利性经营的地方。但是马尔萨斯并没有考虑到正在提高的农业生产力，也没有考虑到有些人已经开始限制其家庭的规模。我们只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英国作家詹姆斯·博斯韦尔曾巧妙地提到，他的性行为是在“盔甲”中。在法国，性交中断避孕被认为促使出生率在1770年后小幅下降。但退一步说，那时的节育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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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行会和家庭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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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的欧洲，作坊依旧是制造业的基础。在大部分国家，商人和工匠根据他们售卖和制造的产品加入集体的行会。行会给予他们一种特权，因为统治者赋予行会生产或销售某种商品（特别是奢侈品）的专营权。匠师行会和帮工协会将权利和地位授予工匠；它们还约束并监管对作为学徒的男孩的训练，学徒大约从十二三岁就开始接受训练。在法国，帮工在完成“环法旅行”的同时完善其技术，而“环法旅行”正是现代自行车竞赛的起源。一名帮工会花几年的时间在许多城市停留；他会住在那些城市的手工业协会的“母亲之家”，为匠师服务并学习，然后带着习得的技艺回到家乡，并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匠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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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一名帮工而言，成为匠师变得越来越难，若他的父亲或其他男性亲属没有用钱为他铺平道路，则更为困难。到了18世纪70年代，特别是在西班牙和法国，需要技能的行业已经饱和。巴黎的行会面临着摆脱了行会控制的外来者的竞争，例如住在城市郊区、生产细木工制品等商品的工匠，其生产成本低于需为商品缴税的巴黎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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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至少从16世纪开始，一些商人已经在乡村寻找工人制造商品，这部分是为了规避行会。向家庭工业（也被称为原始工业化、家庭手工业或散工制）的转变促成的运动最终成为制造业的全球革命。工业革命早期表现出家庭工业的发展，而不是向新生产方式的转变。新技术只是逐渐实现机械化和对手工完成的工作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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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制造业基础在18世纪早期扩张。事实上，如果说在1500年，大约四分之一的英国人从事非农业职业，那么到了1750年，该比例已经增长到大约50％。对利润的追求被认为是完全值得尊敬的，制造商也值得人们效仿。丹尼尔·笛福（1680—1731）将1720年的约克郡乡下描述为“一个连绵不绝的村庄，分布着无数座农舍或小民居，里面居住着被雇用的工人，他们的女人和孩子总是忙着梳毛和纺线”。这些居家工人用自有或租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租的）的机器（纺车或织布机）梳毛、纺线或织布。在这整个世纪中，手工纺纱依旧是雇用女性最多的事业。大布商或兼营批发的制造商为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工人们提供原材料，例如在布料会馆购买的羊毛或印度棉，之后他们会回来收集并购买这些成品。然后，他们会将这些商品运到商品加工的下一个阶段进行的地方，例如交给染工。乡村劳动力价格低廉，促使乡村工业持久发展。在18世纪末，苏格兰农村家庭手工编织的长袜依旧比动力织布机织出来的长袜便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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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梳毛和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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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中，妇女在家庭经济的组织上发挥了主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包括训练年轻的孩子。男女都可以成为毛纺工。一位后来成功发明纺织机器的男性回忆道：“我的母亲教我如何梳毛、纺纱、为父亲和哥哥们往织布机上绕亚麻或棉质纬线，来养活自己，直到我长到足够岁数、有足够力量，好让父亲叫我操作织布机。”许多由家庭纺纱工、织布工、做手套的工人，以及缝衬衣纽扣的工人组成的家庭也兼职在土地（他们自己的或其他人的土地）上劳作。乡村工业在收获季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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