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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描绘了一位在社会上非常活跃的法国商人兼银行家接待神圣罗马皇帝约瑟夫二世的特使的情景，后者向他请求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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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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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状况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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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百万人而言，在拥有足够的食物和饥饿之间、在当临时工和行乞之间，以及在相对健康和突然患病或亡故之间，都只有一线之隔。若伴侣双方都年轻、健康，并且可以时不时地找到工作，婚姻便增加了在“权宜经济”的条件下生存的几率。但是经济危机往往迫使夫妻两地分居，因为其中一方有可能会被迫去别处寻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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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晚期，英国人口中有近30％需要依靠某种贫民救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超过100万人被归类为“靠救济度日者”。体力劳动者四处流浪，寻找工作，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因议会的圈地法案而被赶出了乡里的公共土地。然而，住在特定乡村或街区的居民比外人更有可能获得当地慈善机构的福利，人们往往害怕外人，把他们当作小偷或更糟的货色。在奥地利的法律里，乞丐被称为“被驱赶的人”，因为当局试图将他们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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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薄的收成和寒冷的冬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使大量穷人丧命，在教堂的门口、谷仓和田野中经常会看到冻死的穷人。每当发生食物短缺，或是警察将乞丐驱逐出大城市的时候，乡村的道路上就会挤满被遗弃的小孩，父母要求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生活。老年人，尤其是寡妇，往往是最贫穷的，没有能力搬到其他地方，要依靠比自己生活得稍微好一些的街坊邻居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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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们永远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大部分欧洲人的基本食物仍然是面包——富人吃白面包；其他人吃黑面包，以及用黑麦、马铃薯或是荞麦做的粥。蔬菜（豌豆和菜豆，在中欧和东欧还有卷心菜）偶尔被加到汤或粥里。穷人们很少吃肉，除非是可以长期保存的重盐腌制的肉。在繁荣的都市阿姆斯特丹，孤儿院每周供应两次鱼和肉、一次蔬菜，不过那里的多数伙食只是些干豌豆、菜豆和稀粥。鱼和贝类只是住在海边的普通人的常见食物（特别是因为普通人被禁止在大部分的河流和池塘里捕鱼）。往往并不十分干净的水是必需的饮品；葡萄酒和啤酒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富裕得可以喝咖啡吃巧克力的瑞士农民在欧洲是例外。然而，总的来说，普通人的饮食和健康状况在18世纪还是稍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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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多么感动人心的慈善机构都无法缓解极度严重的贫困问题，特别是在法国，那里的慈善机构所提供的物资只有需求的5％左右。在天主教改革期间，教会已经强调过慈善事业在寻求永恒救赎中的重要性。大部分的新教徒也相信善行的重要性——毕竟基督也曾为乞丐洗脚。堂区和天主教国家中的修道院都会定期为穷人提供它们能够提供的救济，特别是在圣诞节和四旬斋期间。济贫院和其他慈善机构也尽最大努力照料老弱病残者。但是在困难时期，弃婴的数量急剧增加，远远超出了这些机构照顾他们的能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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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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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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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中叶，许多上流社会的欧洲人相信他们已进入了人群喧嚣、甚至是暴乱的年代。特别是在18世纪70—80年代，下层民众似乎变得越来越不恭顺。穷人们抗议他人以其无法承受的价格从市场上买走粮食。他们拦截货车，劫走粮食，并以他们觉得“公平的价格”出售，这一价格让穷人也能购买到足以让自己生存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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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的罢工斗争变得愈发普遍。在伦敦裁缝业的帮工们举行了抗议削减工资的罢工后，英国议会在1721年通过了第一部《结社法》。该法律为裁缝确立了有关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规定，并允许不经过审判就将罢工工人关进监狱。鉴于有许多手工艺人和技术工人离开英国（有些前往殖民地），议会通过了禁止他们移民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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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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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的财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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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代表着富裕地主的利益，这些人在18世纪增加了自己的财产，而且只有他们能选举下议院的议员。因此，在1723年，议会未经讨论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增加了50项侵犯财产的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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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是贵族式生活的象征。这是一种家庭化的、通常（至少对猎人们来说）不致命的战争。狩猎的专属权利是任何能够宣称拥有贵族地位的人都会谨慎维护的特权。但人们更常援引反对偷猎的法案来保护财产权。富裕的英国地主设置残忍的捕人陷阱（包括陷阱枪），以及让那些偷偷潜入其土地的偷猎者受伤致残的陷阱，这些土地包括在曾经的公共土地上建起来的“鹿苑”。《黑法案》中列举了一系列重罪，其中包括将脸涂黑作为一种伪装（该法案的名称由此而来），还有偷猎、偷钓、砍树，或是捡起在风暴中被吹下来的树枝。亨利·菲尔丁（1707—1754）在他的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冒险》里唤起了人们对这种罪行的关注，故事里的一名乡绅说：“耶稣啊！您是否会因为一根树枝而判两个人关进布莱德威尔（监狱）？”律师回答：“是的，这已经非常仁慈了；因为若我们将它称为小树苗，他们就已经被绞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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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场看守人抓住了一名偷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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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1753）中也体现了人们对保护财产的关注，这部法律禁止秘密结婚。它特别意图保护财产免受可能受到诱惑而试图与富人的女儿私奔的有野心的男性的侵害。议会还通过了一项允许根据议会法案离婚的法律，只有极为富有且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可以争取离婚，这至少部分是因为绅士希望自由地与因通奸而让他们蒙羞、或无法生育后代来继承财产的妻子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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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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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地位和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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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危机使贫富之间的差距拉大，富人们越来越焦急地讨论起社会控制策略。1724年到1733年间，法国政府对济贫院（workhouse）里靠救济度日者、乞丐和流浪汉实行了“大监禁”，他们在济贫院里学习低贱的手艺，并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接下来，王室重新整顿并加强了对穷人的管制，这反映出国家影响力的提升。但临时性的救济项目和对乞丐及流浪者的周期性镇压活动在欧洲大陆都很常见。从17世纪初开始，英国的堂区或镇区为那些被强制戴着“P”字徽章（P代表靠救济度日者［pauper］）的人提供救助。为了让贫困者不再流浪，各城镇建立了济贫院，强迫穷人在那里通过劳动维生。1782年颁布的一项英国法律将原来的济贫院改为稍微人道一点的机构（poorhouse）。1795年，斯品汉姆兰制（以这个制度诞生的堂区命名）推出了一种由当前面包价格和工资率决定的标准浮动的补助。但这些项目仅仅触及贫困问题的表面，而公众对贫困问题的讨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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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并未采取在欧洲大陆一些地区中较为成功的、将死罪限定为危及生命或国家的罪行的措施。英国议会于1688年到1810年间在律法中加入了近200种死罪，其中63种是在1760年到1810年间加入的。大约在这个世纪中叶，两个年轻人因偷猎而被捕。他们的妻子去找地主，乞求他仁慈地去说情。地主被感动得流泪，并答应让她们的丈夫回到她们身边。他遵守了诺言，将两具尸体归还给他们的妻子。然而，当时英国的陪审团对宣布被告人有罪特别犹豫；每年大约只有200名罪犯被处决。在伦敦的泰伯恩刑场，每次行刑都会吸引大量围观者。肉刑则常见得多，诸如烙刑或戴上枷锁示众。儿童和成人一样被迫劳动和受罚，一个7岁的女孩因偷了一条衬裙而在诺里奇被处以绞刑，但并不是所有惩罚都如此残酷。英国的治安管理相对不足，特别是跟法国相比（巴黎的警察是伦敦警察的4倍，但其面积只是伦敦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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