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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地位和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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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危机使贫富之间的差距拉大,富人们越来越焦急地讨论起社会控制策略。1724年到1733年间,法国政府对济贫院(workhouse)里靠救济度日者、乞丐和流浪汉实行了“大监禁”,他们在济贫院里学习低贱的手艺,并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接下来,王室重新整顿并加强了对穷人的管制,这反映出国家影响力的提升。但临时性的救济项目和对乞丐及流浪者的周期性镇压活动在欧洲大陆都很常见。从17世纪初开始,英国的堂区或镇区为那些被强制戴着“P”字徽章(P代表靠救济度日者[pauper])的人提供救助。为了让贫困者不再流浪,各城镇建立了济贫院,强迫穷人在那里通过劳动维生。1782年颁布的一项英国法律将原来的济贫院改为稍微人道一点的机构(poorhouse)。1795年,斯品汉姆兰制(以这个制度诞生的堂区命名)推出了一种由当前面包价格和工资率决定的标准浮动的补助。但这些项目仅仅触及贫困问题的表面,而公众对贫困问题的讨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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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并未采取在欧洲大陆一些地区中较为成功的、将死罪限定为危及生命或国家的罪行的措施。英国议会于1688年到1810年间在律法中加入了近200种死罪,其中63种是在1760年到1810年间加入的。大约在这个世纪中叶,两个年轻人因偷猎而被捕。他们的妻子去找地主,乞求他仁慈地去说情。地主被感动得流泪,并答应让她们的丈夫回到她们身边。他遵守了诺言,将两具尸体归还给他们的妻子。然而,当时英国的陪审团对宣布被告人有罪特别犹豫;每年大约只有200名罪犯被处决。在伦敦的泰伯恩刑场,每次行刑都会吸引大量围观者。肉刑则常见得多,诸如烙刑或戴上枷锁示众。儿童和成人一样被迫劳动和受罚,一个7岁的女孩因偷了一条衬裙而在诺里奇被处以绞刑,但并不是所有惩罚都如此残酷。英国的治安管理相对不足,特别是跟法国相比(巴黎的警察是伦敦警察的4倍,但其面积只是伦敦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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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泰伯恩刑场的一次公开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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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地的当局政府都趋向于把穷人划分为两类——“值得的”和“不值得的”,即考虑他们是否值得获得同情和救助。那些“不值得的”穷人中有“假乞丐”,他们凭借化妆师的技术伪造出可怕的伤口,紧紧地抓住路过的富人的衣服,当恩主尽可能快地匆忙走远时,乞讨者便得到了一些小钱。对穷人的这种分类反映了一种观点:许多(若不是大多数的话)穷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懒惰,而严厉的惩罚足以让他们停止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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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小村庄、城镇和乡下地区,人们害怕盗贼团伙,他们的纵火威胁就足以吓住村民,因为一把火只需几分钟就能毁掉收成或一个农场。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强盗活动猖獗。在法国粮食丰足的博斯地区,一些土匪被称为“烧火工”(chauffeurs),因为他们将受害者的脚拉近火焰,来强迫他们说出藏匿贵重物品的地方。不过,也有许多穷人将一些土匪视为劫富济贫的英雄罗宾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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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强烈反差的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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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是一个具有强烈反差的时期。宫廷、城堡、优雅的联排别墅里演奏着音乐,而农民和乡间按日计酬的劳动者却在挣扎度日,在那些不属于他们的田地里辛苦工作,或者在城市里的码头或市场做搬运工、烟囱清扫工或普通劳工。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或维也纳,富有的金融家、批发商、制造商或律师,与他们那些在普鲁士、俄国和巴尔干地区相对较少的城市中的同行相比,生活在一个更加国际化、并逐渐被消费主义所改变的世界中。尽管在许多方面,18世纪在政治上依旧由贵族主宰,但是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这个世纪也成为了一个充满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充满活力的时代。欧洲大陆上的贸易和制造业也有所增长。发展的跨洋贸易改变了欧洲的消费模式。横跨世界的贸易依旧是大不列颠帝国的基础,其竞争对手西班牙和法国也是殖民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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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60—70年代,经济和社会变迁带来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有些英国乡村绅士总是支持宫廷政策,另外一些则有时会反对这些政策,他们的行事方式开始变得像政党。地主寡头对政治生活的统治受到了没有选举权的普通民众的挑战。在北美殖民地,国王的臣民们抗议他们没有代表权却被征税,并发动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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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上,对不合理特权的谴责开始受到关注,包括对改革法国专制君主制的呼吁。公共舆论逐渐将高等法院视为对抗专制统治的机构,以及“国家”权利的捍卫者,而“国家”这个词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在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地方,与根深蒂固的特权的对抗也越来越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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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第十一章 18世纪王朝竞争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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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乔治三世(统治时期:1760—1820)宣称“他为英国而自豪”。事实上,在他的统治时期,虽然存在种种缺陷,但在这个君主周围兴起了一股民族主义的狂热,特别是在大英帝国遭受到失去美洲13个殖民地这个最大的损失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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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试图向世人展现一个普通顾家男人形象,在他身边的是相貌平平的妻子和15个孩子。与他的前任相比,他对他的王朝起源地汉诺威发生的事情兴趣甚少,因此他在英国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作家霍勒斯·沃波尔这么评价国王:“这位年轻人没有总是站在一个地方,庄严地盯着地面,并时不时地脱口说些德意志的新闻;他到处行走,并跟每个人交谈。”国王对家庭生活的热爱让他成为讽刺漫画中善意恶搞的对象。而他的神经质使他不断向他遇到的人提出问题,结束的时候还会叫道:“嘿,嘿?”18世纪的最后10年,乔治三世的遗传疾病症状让他看起来非常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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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三世在他的统治前期,在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背景下仍强烈支持王室的特权。不但英国民族主义在他在位期间迅速发展起来,英国议会内外还形成了一种思想,即反对党是议会代议制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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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联省共和国)几大国的对峙扩展到全球范围,18世纪欧洲各国体制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欧洲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经历了一些激烈的战争(大部分是路易十四本人煽动的),各国也寻求结盟对抗主导着欧洲的法国,18世纪中期各大国间的战争反映出势力的分布变得更加平衡。欧洲列强的势力均衡不但慢慢开始受到海外事件的影响,还受到东欧的影响。在东欧,俄国打败了奥斯曼帝国,扩充了自身帝国的领土。俄国、普鲁士、奥地利通过一系列瓜分,使波兰瓦解,其中最后一次瓜分在17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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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帝国的冲突越来越体现出全球性的实质,这给欧洲各国的国家结构也带来考验。它们被迫重组以变得更有效率。在英国,随着下议院的政党的出现,议论时政的新闻报纸和组织创造了公共舆论,在更多民众要求政治改革之际改变了公共领域。英国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超前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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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呼吁政治改革的运动甚至暴乱给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也引起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趣,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谴责没有依据的特权和暴政统治。美国殖民地民众揭竿而起、对抗英国统治。欧洲大陆的公共舆论呼吁改革;在法国,高等法院开始保护“民族”抵制君主的暴政。当那个时代的人们试图解释寻求限制王权的运动为何会发生时,驻维也纳的巴伐利亚特使已经走在了时代前列,他在1775年宣称“反叛的精神已变得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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