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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投资者持有国债,想取回自己的钱。依靠不谨慎的投资者们的帮助,公司将国家欠他们的债务转化成公司股份。董事们为了更大的利益赌了一把,将股票的价格抬高。只要有足够投资者,好让公司用他们的资金为早先买股份的人付红利,这场骗局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这些利润都是基于出售股票,而不是真正的商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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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年的一幅卡通画展示了投机如何引起了南海公司股票上涨,这将最终导致南海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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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英国投机风气火爆。小型公司可以一夜就建立起来,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无力偿债,或者组织形式奇怪,例如完全限于穿印花布的女性的公司。一家股份公司(19)是为了“一个有待公布的目的”而创建的。这场投机狂热随着1720年令人震惊的事件结束。由于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收益,“南海泡沫”于当年9月破裂。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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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伯特·沃波尔(1676—1745)于1721年就任财政大臣(他将担任此职20多年)时,政治生活正笼罩在财政丑闻之下。作为一个相对拮据的乡绅地主之子,身材矮小、脸色红润的罗伯特·沃波尔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牺牲国家的利益来让自己变得相当富有。在任职期间,他决心让民众恢复对英国政治的信心。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只允许政府授权的公司向公众出售股票。沃波尔建立了偿债基金(21)。偿债基金的建立帮助人民恢复了对政府的信任。乔治二世信任沃波尔的判断,虽然一些议员讨厌沃波尔的不受欢迎的财政改革,包括增加进口税和盐税,也讨厌他那避免英国卷入战争的目标,沃波尔的意见还是在他们的愤怒中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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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波尔完善了政治官职委派体系,是英国下议院的实际掌控者,并让英格兰圣公会成为国家结构的一部分,这一国家结构将持续一个多世纪之久。他让那些忠实于他的下院议员——他们被称作“食禄虫”——获得了报酬丰厚的政府职位,其中一些职位是名副其实的闲职。反过来,这些议员投票支持政府。在地方,郡尉高高在上,治安法官则不怎么起眼。一座墓碑上的墓志铭炫耀着长眠此地的女士与权贵攀上关系,因而在政治职位委派中享受到好处:“通过与显赫的斯坦诺普家族结盟,她为她的丈夫和孩子们获得国家和教会的12个职位”,这真是个不错的成就。沃波尔还致力于使詹姆斯党受到孤立,扫清汉诺威王朝继续统治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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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沃波尔最终失去了议会对他的支持。他试图将酒和烟草也纳入消费税范围,在引起了暴动后,于1733年失败。老威廉·皮特(1708—1778)建立起“爱国”(boy patriots)联盟抵制沃波尔。他们尤为反对他对西班牙的无所作为,西班牙的舰船一直在大西洋骚扰英国商船。1739年沃波尔迫于公众呼吁带来的压力,向西班牙宣战——即詹金斯的耳朵战争——两年后,沃波尔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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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波尔的继任者是纽卡斯尔公爵(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1693—1768),他总是语无伦次,致使人们称他为“水烟筒”(Hubble-Bubble)。他善于操纵官职委派。然后皮特成为了首相。这位“伟大的下院议员”孤独、善变,经常处于高度兴奋和阴郁两种情绪之中。他善于蛊惑人心、傲慢且残酷无情,以威严获得他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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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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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君主可以宣战、议和、召集或解散议会,也可任命任何他或她想要的人成为内阁大臣、政府官员、主教、将军或海军上将。内阁和政府官员负责国家事务的运作。但这些官员的工作是在议会与君主间进行实质上的妥协的背景下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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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前几十年,下议院逐渐成为英国政治生活的中心。不同于成员都是贵族出身的上议院,下议院的成员是由英国拥有选举权的选民选举出来,这一选举权以土地财产为基础,范围狭小。尽管主导下议院的依旧是“绅士”或地主的利益,但是越来越多的商人也当选下议院议员,因为那些靠经商积累了财富的家族,不论他们是有头衔的贵族、无头衔的乡绅,还是平民,纷纷投资于土地。富裕的议员们能够通过赞助,轻而易举地控制所在选区的投票。1776年,英国只有5700个选民,由他们选举出下议院的半数成员,其中大部分议员按惯例每隔七年就重新当选。仅三个选区有选举权的人数超过4000,而在另一些地区,拥有投票权的人数不超过15人。因此,1754年,一名地主充满信心地向他的儿子保证:“你最后一定能当选新一届议员,不会有人反对,你本人也不会有麻烦,也不需要露面。”一些议员由“腐败选区”或“口袋选区”选出。腐败选区(rotten borough)包括臭名昭著的“老塞勒姆”,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居民,但却有两个下议院代表,也包括另一个被水淹没了几个世纪的选区,以及那些差不多一样容易操纵的有几百名选民的选区。口袋选区被议员收买,他的当选没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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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些英国的新兴工业城市在议会里没有代表。许多都市精英不再相信来自在下议院中有代表席位的选区的下议院议员们能够“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不但如此,对政治的不满反映出这样一种恐惧:下议院捍卫宪法免遭暴君滥用的作用正被制度化的官职委派机制和公开的腐败行为所破坏,其典型代表就是腐败选区和口袋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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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60年代的政党发展:辉格党和托利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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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伯特·沃波尔时期,辉格党和托利党相对和睦地统治着国家。但是在沃波尔之后,许多辉格党人开始相信,大臣应是同时为议会和国王所能接受的人物。相反,托利党人坚持传统观点,认为应不惜一切代价保留国王和教会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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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三世于1760年成为英王后,让人觉得他打算不依靠议会来进行统治。七年战争中,国王在1761年拒绝对西班牙宣战,首相皮特因此辞职。接下来,国王任命他以前的家庭教师、冷漠的苏格兰贵族——布特伯爵约翰·斯图亚特(1713—1792)为国务大臣,随后又任命他为首相。但是任命布特伯爵是一项非常不受欢迎的决定,因为他不是议员,几乎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影响力很小,他还不希望英国与西班牙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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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王任命他“最亲爱的朋友”为官这一事件对辉格党而言,似乎违背了国王的行为需经议会批准这一不成文的规定。强烈的反对之声反而让国王增强了决心。报界谴责布特伯爵,群众们走上大街,怒吼着要将他赶下台。谣言宣称,他之所以能得到这一备受争议的职位,是因为他是国王母亲的情人。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布特伯爵于1763年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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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特伯爵的任命引发了人们对部长责任制(ministerial responsibility)的争议,使下议院因不同的意识形态产生分歧。乔治三世转向反对辉格党的乡村绅士,国王不再指望他们会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他。国王坚持君主的独立性,特别是选择他自己喜欢的大臣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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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乡村绅士”利益的议员们开始使用“党派”这一术语,但是当时的党派还没像下个世纪晚期的党派那样,形成严密的组织。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辉格党人坚守支持议会权力的传统,但他们依旧对王室忠诚,哪怕乔治三世指控他们背叛了王室。在沃波尔时期,甚至在内战时期,使托利党和辉格党产生分歧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与此时是一样的,而政党这一新概念的出现可能比这些政治组织本身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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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这一术语从1688年光荣革命时期起开始存在;它是指对有争议的特定政治问题怀有共同的信仰的团体。这有点类似“派系”,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该词就含有贬义,意指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动的阴谋集团。但是除了托利党的詹姆斯派外,在乔治一世和二世统治时代,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分歧比较模糊。而乔治三世似乎决定建立一个超越党派的政府,这使老辉格党成员重新团结一致。渐渐有了这样一种观念:议会内的反对党在代议制议会体系中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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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三世坚持认为击败这些“派系”是他的职责,但是包括伯克在内的许多人反对国王企图诋毁“党派”概念的做法。在《对当前不满的原因的思考》(1770)中,伯克将政党定义为“依照某种他们共同认可的原则,为了共同努力提高国家利益而团结起来的一群人”。他相信政党是代议制政府的基础,因此也是政治秩序的基础。1770年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的观点更为激进:“议会对政府举措的反对绝非邪恶,相反,它往往会给国家带来好处。”政党自身便可保证维持“有责任的政府”,特别是大臣们必须被议会所认可这一观念。在法国或是欧洲大陆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忠实的议会反对派的概念。同样,并非英国所有的选民都有这一概念。在英国的许多地方,如同以往一般,裙带关系和无限制的官职委派机制依旧牢牢地控制着当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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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三世可以指望约三分之一下议院议员的无条件支持,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的职位都由宫廷任命。那些支持“宫廷”的选民逐渐被称为托利党人,其反对者辉格党尤其常用这一名称。政府的支持者们排斥托利党人这一称谓,也反对其他标签,但与此同时,他们团结一心,维护着这个基于君主、贵族以及圣公会特权的父权社会,使人更相信“托利党”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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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6年,乔治三世再次任命大受欢迎的皮特为英国首相;国王希望使辉格党分裂,因为“伟大的下院议员”被辉格党贵族疏远。由于皮特接受贵族头衔,成为查塔姆伯爵,因此他还失去了政治伙伴的支持。辉格党内部的激烈争论主要在傲慢的皮特和纽卡斯尔公爵及他的支持者之间展开,而这些争论并未能削弱如今大部分辉格党人接受的“政党”这一新兴概念。对辉格党人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依旧是国王在不受议会支持的情况下,能在多大程度上行使君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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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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