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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让所有参战者都财力枯竭。英国的国家债务已经翻了一番。法国陷入了一段财政危机时期。七年战争使法国失去了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并为大不列颠帝国的扩张扫平了道路。根据1763年《巴黎和约》，奥地利承认1740年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吞并，以此换得萨克森继续独立，而南尼德兰依旧属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但对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处理则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加拿大从此成为英国的一部分。法国保留在纽芬兰大浅滩附近的捕鱼权，但同意英国获得密西西比河以东领土，西班牙获得密西西比河以西领地。这片广袤的西部地区被称作路易斯安那地区，其范围南至热带气候的新奥尔良，北至寒冷的加拿大中部平原地区。法国则保留着加勒比海的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岛。而法国之所以能保留的唯一原因是，英国殖民者害怕这些岛成为英国属地后，其生产的糖会给英国本土带来竞争。此外，西班牙还将佛罗里达割让给英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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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英国试图在欧洲改善国际关系，那里保持着势力均衡。但是奥地利军队占领了巴伐利亚，引发了短暂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普鲁士和萨克森的反抗使哈布斯堡王朝的计划失败了。如同英法敌对一般，奥地利与普鲁士争夺中欧德语区控制权的对峙持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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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军队及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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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君主早已成功禁止贵族私人军队，但是战争依旧是贵族文化中的一部分。法国、俄国以及许多德意志邦国的军事院校专门培训贵族子弟的军事技能。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坚信：任何允许平民成为军官的企图都将成为“军队衰亡的第一步”。与他们自己的队伍相比，贵族军官往往与敌国军官更有共同语言。因为队伍中的士兵往往从较低的阶层被征召入伍。事实上，哈布斯堡王朝经常任命外国贵族作本国军队的军官。在战争中，被俘虏的军官通常会获得一杯优质的葡萄酒和一顿美餐，然后被用于交换对方被俘虏的军官。发动战争是为了争夺领土。在某种程度上，战争似乎就像贵族庄园客厅里下的一盘棋。据说1745年丰特努瓦战役中的法国军官在大屠杀开始前，大胆地向英国军官喊道：“先开火吧，英国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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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征兵制度各有不同。普鲁士的征兵制度最为全面。每一个兵团都从一个固定地区招募新兵。而在法国，征兵由国家官僚机构直接控制，从而减轻了军官达到征兵指标的负担。在俄国，每一个村社（米尔）必须至少提供一名士兵。综观整个欧洲，还有几类人可以免于服兵役，包括那些富裕的农民、法国贵族的仆人、俄国的商人，在有些国家，有家室的男人也可以免于兵役。英国是所有主要大国中唯一没有常备军的国家，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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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8世纪的欧洲军队中，雇佣兵有时候依旧占据绝大多数，而法国是明显的例外。军队为它的士兵提供定餐、住所以及冒险。瑞士卫队既服务于法国王室，也为罗马教皇服务，而他们的同胞效力于各国军队。荷兰军队里有一支苏格兰高地人组成的军旅。服兵役依旧还能带来体面的生活。犯罪分子或那些失意的人常常会成为士兵。文职官员、仆人、妻子、孩子和妓女与军队同行。一名英国司令曾经这么评价军队：“我们的队伍就是一个行进的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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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兵依旧广泛存在，大约占一支军队的35％，尽管逃兵若被当场抓住，代价可能是成为终身残废。在七年战争期间，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大约有6.2万名士兵逃亡，法国军队有7万逃兵，而俄国军队有8万名士兵在晚上逃亡。紧密的阵形有助于遏止逃兵现象，这也是设计这样的阵形所期望得到的效果，因为士兵们受到更为持久的控制。军营里纪律严明、甚至可以说是残酷，与战场上的纪律相辅相成。当时不只腓特烈大帝一位君主相信：“（士兵）必须更畏惧他们的长官甚于他面临的危险。”尽管在18世纪，为军队提供补给的策略有所提升，但是很少有军队远离他们的供应营地。雇佣兵和招募的军队缺乏忠诚且不可靠，经常导致战斗提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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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火药发明之后，军事技术就一直发展缓慢。17世纪，挥舞着带着刺刀的滑膛枪的士兵将只带着一支长矛的士兵一步步地逼出战场。这个世纪的其他巨大改变有改进的燧发枪，带有药卷铁制推弹杆，使得火枪手每分钟能射三次，且射程也增加。手持枪械首次成为实用性武器。火炮的部件也变得更轻、更容易移动，且射程也有所增加。炮兵军官的训练也得到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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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18世纪的士兵的训练程度与纪律都远远超过了上个世纪的士兵。军队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往。军队在阵形方面的纪律和效率决定了战争的胜利或失败。虽然滑膛枪的有效射程较短，但是当一排排的士兵轮番上膛、齐齐射击时，它就变成了致命的武器。而骑兵一般在侧翼进攻，意在压制对方的骑兵力量，这种冲击往往很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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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和17世纪，新的战略使得军队更具机动性，例如直线队形，其中包含需要由训练有素且有纪律的军队完成的协调的行动。到了18世纪，军队机动性更强，因为出现了直线队形和纵队相结合的“混合阵形”。不但如此，英国和普鲁士军队还首创了轻型步兵师，这样可以加快与敌方的交战速度，这支军队往往以刺刀作战。但是主宰战役的依旧是防御，其标志是建立于17世纪晚期的法国北方边界的坚不可摧的堡垒。直线队形更适用于防御而非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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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的肆意屠杀结束后，战争似乎变得更加文明了一些，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易于预测，平民死伤的数量变得更少。战俘们，甚至是平民，都会受到相对良好的待遇，有时候会用他们来交换俘虏。后勤保障发展以及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意味着士兵不再需要依靠土地生存下去。如今战争的目的一般受制于君主和贵族的礼仪的传统。一旦获得胜利，似乎就没有理由追击敌人、赶尽杀绝。如今在战争时期，平民一般可免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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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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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政治家们知道，要保持英国对法国的海上优势，就必须让他们的敌人忙于欧洲大陆上的事务，不论是通过直接的军事行动，还是通过为法国在德意志邦国内的敌人提供大量资助。皇家海军在17世纪下半叶开始扩大规模。随着海军在保护商贸方面的作用变得更加显著，其规模进一步增长，船只数从1750年的105艘增加到1790年的195艘。反观法国海军，其战舰数稍有增长，达到了81艘，比西班牙舰队还是多了9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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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改善的船帆、索具、图表和航海技术的基础上，船的大小和质量在不断提高。造船业利用了数学家和航海专家们的科学援助。英国人首先在船体上添加了铜，这样使他们的舰船变得更加坚固。更大口径的短管炮被证明在近距离作战时有致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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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兵的问题也困扰着海军，至少当船停靠在港口时，就会有人开小差跑掉。1776年到1789年，加入英国海军的士兵中近四分之一的人当了逃兵——他们中间许多人是被强迫征召入伍。尽管人们使用了柠檬汁对抗坏血病（一种因为缺乏维生素C而导致的疾病），但是船上的疾病还是让许多士兵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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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海军的最强地位为其商业和帝国的扩张奠定基础的同时，18世纪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海战。一名法国大臣问道：“你知道什么是海战吗？舰队进行调整，开始搏斗，打几炮，双方撤退……而海水就和以前一样咸。”发动全面战争的代价似乎过于高昂；制造和维护战舰都需要花费巨资。从1774年到1780年间，英国死于疾病的水手数量是战死的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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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大不列颠的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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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结束了长达50年的社会和政治动荡。1689年《权利法案》确保了议会批准征税的权力，使君主不得暂停或废除法律。议会还得以继续控制军队的资金和军队规模。只有经议会同意，才能在和平时期建立常备军(17)。因此，17世纪的政治斗争表明国王必须与议会合作来统治国家。反过来，国家保证财产权和圣职授予权。议会的权力和下议院经选举产生的性质（虽然基于有限的选举权）使英国的政治生活与欧洲大陆的对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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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进入了一段“贵族共识”的时期，该时期并不像字面上表现的那样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争执。但它使英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下议院代表了富有的有产者的利益，它也逐渐成为比只代表贵族的上议院更重要的政治论坛。国王控制下议院也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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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利党和辉格党（见第六章）之间的政治分歧变得更加明显。前者如今明确代表王室的特权，而后者代表议会的权力。辉格党坚信议会的作用是保护自由、财产和法治，因此也要保护英国的宪法不受可能会出现的王室对权力的滥用的危害。正如爱尔兰出生的理论家埃德蒙·伯克（1729—1797）声称，英国的“混合宪法”(18)是一道“专制权力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地峡”。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观念：议会内部出现的对政府政策的反对是各方利益为自身优势而斗争的政治进程中固有的组成部分。不但如此，在18世纪，随着普通民众愈发坚持在政治生活中拥有话语权，英国政治生活的领域超出了政治精英的狭小范围。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殖民地的人们也同时发起了类似的争取自由的斗争，最终导致1774年到1782年的美国独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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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英国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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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以政治主张自由而闻名于世，乃是恰如其分之事。18世纪英国人的身份认同中，17世纪中期英国内战期间议会捍卫君主立宪制的胜利是其基本部分。然而与欧洲大陆的法、西、奥、俄等列强相一致的是，即使是非专制主义的英国，其中央政府的权力也得到了扩展，建立了所谓的“英国特色的财政军事国家，连同规模巨大的陆军和海军、勤勉敬业的行政官员、高税收、高额债务”。到了18世纪晚期，英国的财政税收比一个世纪以前提高了10倍。同时，越来越全球化的贸易和战争的发展更加要求提高国家的行政能力。英国的军事和民事行政机构更加集中、专业、有效率，这使英国能取代法国成为全球霸主。英国的军队专注于全球的战争，为英国夺得更多的土地、财政、商业和制造业的利益。而集中在伦敦的金融城（The City）的英国的金融界，开始更加依靠英国在欧洲内外的战争并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大不列颠帝国相联的不但有英国的繁荣，还有英国人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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