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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法国极受欢迎，他与法国人的亲密关系代表着法国与美国共同对抗大不列颠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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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希望继续扩大帝国版图，它下令绘制包含风向和洋流的系统的海洋图。1770年，詹姆斯·库克（1728—1779）环绕新西兰并沿澳大利亚东海岸航行，他宣称这片大陆一半归属英国。航至夏威夷群岛时，库克被当地土著杀死，表明了闯入陌生海域的危险。1788年，伦敦成立非洲研究所，以鼓励人们在澳大利亚进行探险，那里只有一些沿海地区为人知晓。同时，英国的福音派想象着将英国人通过贸易和帝国接触到的民族变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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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海权以及不断扩大的商业帝国使全球贸易超出了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奢侈品贸易的范围，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这一点尤为显著（见第十章）。英国的纺织品产量开始超越印度许多倍。一度在经济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不复存在。英国成为世界资本的主要供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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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1784年小威廉·皮特（1759—1806）成为英国首相后，让英国恢复了政治稳定。第二年，皮特出台了一部范围很广的政治改革的法案。该法案提出降低获得选举权所需要缴纳的最低税，废除36个腐败选区，并将这些选区的代表权转给制造业地区和城市。但是这项法案遭到了乡村绅士和国王本人的反对，导致这项法案没能通过。但是皮特的确成功地去除了已成为闲职的无用职位，将更为准确的记账法引入政府，使消费税的征收更为方便。尽管乔治三世本人有种种缺陷，但是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动荡中重新崛起，其君主立宪政体也得到了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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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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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和法国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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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18世纪70年代早期发生的交织在一起的两场斗争，挑战了专制统治。第一场是反对贵族与其他团体的特权之争，第二场是反对仿佛正在接近暴政的王室政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辩论与英国的政治问题走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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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改革者们致力于限制王权。这是个令人畏惧的任务，因为君主统治的本质就是专制。尽管如此，法王依靠高等法院的支持。这些法院主要由贵族组成，位于巴黎和12个行省。其主要职责是登记王室敕令，使之具有法律效力。它们可以通过拒绝登记敕令来阻碍专制国家的运作。因此，当国王的法令与提高税收或增添新税收有关时，有时候在高等法院内就会出现反对王室政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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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可以接触到国王的官员。“公众”的观念油然而生，人们认为君主在某种程度上对“公众”负责，还有一些人认为法国社会各种层级的特权在“公众”面前似乎就不再是可被接受的事物。从18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王室与高等法院陷入危机，这帮助改变了公共舆论的走向，人们逐渐认为高等法院是“国家”权力的代表，受到了似乎正在以独裁方式统治的君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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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森主义问题引发了君主对高等法院的传统特权的限制权这一宪政问题，使高等法院反对王权专制。詹森派（见第七章）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异见者团体。1713年教皇的《唯一诏书》严厉谴责詹森派信徒，路易十五对此表示支持。但是问题是，詹森派在巴黎有许多支持者，特别是得到了一些高等法院的支持，这些高等法院认同詹森派反抗教皇对法国事务的过度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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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与王室之间的冲突时期开始于1749年。主计长想将廿一税（贵族和平民都需缴付）变成永久性税收。这引起了高等法院强烈的反对。而教会再一次强迫法国神职人员服从教皇的《唯一诏书》，尽管这一举措没有成功。许多主教威胁说，参加圣礼者须持有由一位神父签署的证明书，证明此人过去是向一位接受教皇敕令的神父忏悔的。7年后，教皇试图通过禁止此类证明书来平息这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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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皇的让步并未平息巴黎高等法院的愤怒。许多法院被一小撮詹森派的地方法官和律师所控制，他们成功地说服他们的同僚：法国接受教皇敕令将导致法国失去对教会的世俗事务的最高权力。而国王拒绝倾听高等法院的抱怨，他明确地指出他认为高等法院不过就是些橡皮图章，一种公布国王意志的工具。当耶稣会继续讨伐詹森派时，巴黎高等法院对此的反应是在1761年下令关闭所有耶稣会学校，依据是这些耶稣会士曾经发誓效忠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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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场连续的围绕詹森主义的危机也许已削弱了法国的王权，因为这使巴黎高等法院和几座省高等法院可以宣称：它们正保护宪法自由和高卢教会（因为詹森派自认为属于高卢教会）的独立性，抵挡王室侵犯和来自罗马的危害。这些围绕詹森主义的危机在法国削弱天主教会的权威，也使专制王室的名誉有所下降。1758年，当巴黎高等法院赢得了对许多教士事务的判决权后，詹森主义不再是一个政治问题。詹森派的危机留下了一种影响：地方法官自称代表了公共舆论、保护至高的国家政治意志不受权力滥用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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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每个法国君主在财政问题上愈发束手无策，法国的经济特权阶级也随着国家权力的拓展而大量增多。尽管改革的呼声越来响亮，但就连批评者对专营权(24)的大声质疑在本质上也并非要求结束特权。恰恰相反，他们中许多人希望能够分享这些特权，消灭那些似乎以不公平的方式让其他人获利的“不公正”的垄断。因经济变革而发财致富的平民想获得贵族所拥有的特权，尤其是免交许多种税的权利。因此，税收问题促使一些高等法院对抗君主，因为它引发了有关法国特权等级和专制权力的限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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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1年，大法官勒内尼古拉·德·莫普（1714—1792）试图让廿一税永久化，激怒了高等法院。许多贵族害怕税收的总体性上涨会导致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中贵族无疑会损失最大。随着抵制的呼声越来越高，路易十五废除了高等法院，然后建立了更加听话且不会对抗王权的新法院，其中任职的法官们的职位不再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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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法院和大法官莫普的冲突中，双方都呼吁公共舆论的支持。一些高级贵族发表声明，称国王试图建立“没有约束、不受限制，因而也没有人民的权利的暴政”，如此已践踏了“政府的宪法和人民的权利”。贵族们主张其拥有“集会的权利”，并回忆起“在会议中，国家使高等法院有了保护国家权利的责任”。受到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律师们号召司法改革、宗教宽容、终止滥用特权。当王室企图让这些律师保持沉默时，他们将法院变成发表政治反对意见的论坛。律师们探究国家主权的概念，并将高等法院作为对抗王室的事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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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这一理念逐渐成为政治讨论的话题，当君主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大众有可能最终会选择完全忠实于国家。大众认为高等法院保护国家免受暴政之害，这种观念无法完全消除。虽然莫普的“政变”仅仅持续了三年半，但它深刻影响了对王室的反对的性质。它表明高等法院不够强大，无法保护“国家”与王室的暴政相抗衡。对一些人而言，这也意味着似乎只有像三级会议这样的机构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三级会议自1614年以来再也没有召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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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大法官勒内尼古拉·德·莫普；（右图）他的支持者安罗贝尔·杜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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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欢迎对路易十五来说是一种常态。人们认为他既懒惰又冷漠无情，谣传他对他心爱的情妇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七年战争让法国国库空虚，不但如此，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去了加拿大和一些加勒比海岛屿。名誉和经济收益两方面的损失使更多的人批评国王。专制统治体系似乎无法有效管理这个麻烦的国家，也无法支付其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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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路易十五的去世并未解决财政危机。在一系列示威游行和支持高等法院的大量出版物的逼迫下，20岁的路易十六（统治时期：1774—1793）罢免了莫普，恢复高等法院。公共舆论似乎帮助击退了一次公众眼中的暴政攻击，其攻击对象是对专制统治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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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臣安罗贝尔·杜尔哥坚信君主制国家的财政困难源自特权对经济的阻碍，他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见第九章）。他的目标是割去特权网络的一角，从而让国家更有效率。虽然巴黎高等法院表示反对，但杜尔哥说服年轻的国王下达敕令，取消了贵族和教士的免税权，废除了行会，使国内粮食贸易自由化(25)，取消农民每年花一定的时间维修道路的劳役。他希望，经济的自由化能够提高农业产量、使制造业发展，因而使财政税收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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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和路易十五试图践踏高等法院的传统角色的做法一样，杜尔哥的改革也激起了激烈反对。贵族们——只有极少数例外——团结在一起抵制他提议的财政改革。高等法院依旧对几年前莫普和路易十五的行径怀有怨恨之心，它们拒绝登记曾支持莫普的杜尔哥的改革提议，因此未赋予杜尔哥的改革法律地位。粮食商人与行会表示强烈反对。普通民众也发起抗议，将粮食短缺时期面粉和面包价格的上升归咎于粮食贸易自由化。许多人指责他人大量囤积粮食。1775年春季的“面粉战争”期间，由妇女主导的粮食骚乱席卷全国。而律师们再次坚持认为专制统治与暴政统治存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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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国王罢免了杜尔哥，从而结束了在欧洲大陆最重大的改革尝试。当北美殖民地人民宣布脱离英国独立时，法国与他们结盟，从而迫使路易十六以高利贷形式借了更多的钱，并出售了更多官职和贵族头衔（大约3700个可购买的官职附带贵族头衔）。这促使贵族阶层内的势力重心从处境不利的“佩剑贵族”转向靠购买职位或头衔而成为贵族的“穿袍贵族”。后者虽支持贵族特权，但看待世界的方式有所不同。那些最新成为贵族的家族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局外人，其头衔来源于世俗的成就，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贵族地位通过继承流传下来的本质。同时，法国王室的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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