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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拿破仑滑铁卢一役战败后，维也纳会议建立起了欧洲协调(2)，它是欧洲复辟时期的国际基础，旨在防止欧洲今后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反抗。但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不会那么简单地被消灭。在接下来的30年间，“自由”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口号，特别是中产阶级，如今他们站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最前沿。在许多地区，自由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的崛起紧密结合在一起，民族主义相信民族是至高无上的，是忠诚与主权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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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无疑缓慢地改变了许多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交通运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最引人注目的是铁路的发展，以及路况的改善，这使制成品与其他商品的市场扩大。农业产量提高，并逐渐在西欧商业化发展，养活了更多的人口。移居者蜂拥至以前所未有的水平发展的欧洲城市。同时代的人，特别是住在西欧的人，已经意识到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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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督政府（Directoire exécutif），是法国大革命中于1795年11月2日至1799年10月25日期间掌握法国最高政权的政府，前承国民公会，后启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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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又称为会议制度（Congress System），是出现在欧洲的1815年至1900年左右的势力均衡。其创建者为英国、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它们均是摧毁了拿破仑帝国的四国同盟的成员。稍后法国亦加入成为协调的第五个成员。最初，欧洲协调的领导人物为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及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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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第十二章 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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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法王路易十六决定逃离巴黎，躲避法国大革命。在那一年的头几个月，国王事实上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他曾就争取让奥地利国王和其他欧洲君主代表他进行干预一事与人秘密商讨过。1791年6月20日的晚上，王室一家偷偷地离开了杜伊勒里宫，他们装扮成俄罗斯男爵夫人的家人和随从，驾驶一辆有着黄色镶边的黑色四轮马车。但当他们来到东部的一个小镇时，一名邮政局局长认出了头像出现在硬币上的国王。于是这名局长迅速骑马来到瓦雷讷（Varennes），在那里，国民自卫军拦截了国王的马车。三名国民议会的代表将国王一家带回巴黎。在首都附近，群众们开始变得群情激昂，而国民自卫军的士兵则站在路边，将他们的步枪倒置，以示藐视或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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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在历史上第一次代表人民主权卓有成效地挑战了君主专制主义。法国建立共和国政府，其共和理想在欧洲其他国家流传，哪怕大革命已经结束多年，这些依旧影响着欧洲政治生活的演变。诸如人民权利、国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民主社会的价值、政治生活中“左”和“右”的概念、“全民皆兵”的概念、宗教在现代社会和政治中的地位，以及经济自由、财产的神圣性等问题，渐渐成为重要政治议题。这些也是从1789年到1799年大革命的10年间占据了大部分法国人关注点的议题。这场10年的大革命也将给未来留下一笔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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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们致力于让法国变得更加中央集权、高效、公正。拿破仑·波拿巴——一些历史学家心目中革命的继承者、另一些人心目中革命的叛徒，在1799年取得大权后，依旧继续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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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主义也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革命者们满腔热情地宣布他们认为的具有普遍性原则，其中有国家主权以及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革命者们为法国发生了革命而欢呼雀跃。但是那些意图将欧洲人民从君主和贵族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战争变成了法国的征服战争。革命的战火使法国深陷与其他列强的战争，但也使民族主义的精神在其他国家出现或扩散。这些国家中有英国，那里的人民在面临来自法国的威胁时，身为“大不列颠人”的意识开始茁壮发展；也有欧洲中部和南部国家，那里一些受过教育的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在法国军队入侵时，开始拥护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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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处于危机中的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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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非不可避免。但是此前经济困境持续20年，再加上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一种强调以自由主义面对根深蒂固的经济和社会特权的论调，使得某种变化有可能发生，甚至很有可能实现。当18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爆发，国王被迫召开三级议会时，对抗的条件已经成熟，它将在法国大革命中达到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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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的长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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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强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区别专制与暴政，这些思想越来越流行，让君主政体及其政府受到公共舆论更为严密的监督。当路易十五在1771年流放巴黎高等法院人员，并试图建立起可能比过去的高等法院更顺从的新法庭时，接受了启蒙运动思想的反对者们指控路易十五是暴君。反对者们确信国王正在试图颠覆长期以来人们广为接受的特权。1774年，路易十五去世，年轻的路易十六恢复了高等法院，它们保留了登记王室敕令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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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对贵族特权、行会垄断以及腐败的官员愈发不满时，启蒙运动思想引发了政治上的行动。在1774年，财政总监安罗贝尔·杜尔哥起草一份计划，旨在削减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垄断和特权（见第十一章）。但是废除行会的法令和其他法令立即引发了贵族们、巴黎高等法院与普通民众的敌对情绪，后者于1775年在巴黎发动暴乱，因为允许粮食自由贸易的法令导致困难时期的粮价更高。两年后，杜尔哥的经济改革试验结束。不过如今一些作家开始将杜尔哥理念中的自由思想与代表18世纪的法国社会和经济特征的集体特权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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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依然是一个特权、权利、传统、司法权力互相交叠的国家。贵族们和诸如行会和包税商(1)等职业团体反对任何削弱特权的计划。与此同时，富裕的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社会界限在18世纪变得不那么固定。在1789年前的连续15年中，近2500个家族通过购买头衔成为了贵族，尽管最古老的贵族家族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自己的阶层为新人所压制。不过依旧有许多富人憎恨贵族特权，特别是他们拥有的免除大部分税收的权利。虽然心怀不满的平民没有发动法国大革命，但是他们的不满促成了对改革的强烈要求。国家加剧的财政危机使改革的呼声愈发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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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最坚定的反对者是那些较为贫困的贵族。“佩剑贵族”是法国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他们的祖先曾经自豪地上战场为国王服务，但是他们有些已经陷入困境，他们疯狂地坚持一切特权，以此作为维护他们的地位的一种方式。尤其让他们憎恨的是：省高等法院中到处都是通过购买获得职位的新贵族——“穿袍贵族”，且贵族阶层内部的势力已从最古老的家族转移到这些刚刚被封的新贵族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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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依靠出售头衔、官职以及经济专营权获得财政收入和长期贷款。但是创建新的职位（1789年的职位超过了50000个）可能会损害公众信心、拉低已为人所据有的职位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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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困难使财政收入减少、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使王室的财政问题更为严峻。价格和租金的上涨使18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局势变得更加恶劣。粮食年年歉收，以1775年的一次最为严重，让贫民的生活状况变得更加困难。1787年和1788年是法国政治剧变的关键时期，这两年的粮食产量同样很低。这些危机并非不寻常——事实上直到下个世纪中叶，这些危机将反复出现，持续不断。微薄的收成引发了公众对税收的抵制和对高昂粮食(2)价格的抗议。而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稀缺资源带来更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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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农民相信，地主们正在让他们的苦难变得更加沉重。农业的产量使贵族的收入减少，通货膨胀让贵族生活的成本上升，于是产生了一种“领主反动”（seigneurial reaction）。贵族地主们雇用地产代理、律师、土地测量员来最大程度地提升土地带来的收入，并重申对公共土地拥有的古老的权利，而许多农民得依靠这些土地进行放牧、砍柴。许多地主提高租金，并试图强迫那些之前租了土地的农民为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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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一些残余还是保留了下来。农民依旧恼怒于要付给领主的费用。许多贵族依然对他们的农民拥有司法权，这意味着可以由他们来决定涉嫌犯罪的农民是否有罪，向其征收罚金。领主法庭常被用来强制执行领主对森林、湖泊、小溪拥有的权利，以及在他们的领地上独享的狩猎和捕鱼的权利。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危机让平民有机会消除这些日积月累的烦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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