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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困难使财政收入减少、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使王室的财政问题更为严峻。价格和租金的上涨使18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局势变得更加恶劣。粮食年年歉收，以1775年的一次最为严重，让贫民的生活状况变得更加困难。1787年和1788年是法国政治剧变的关键时期，这两年的粮食产量同样很低。这些危机并非不寻常——事实上直到下个世纪中叶，这些危机将反复出现，持续不断。微薄的收成引发了公众对税收的抵制和对高昂粮食(2)价格的抗议。而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稀缺资源带来更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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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农民相信，地主们正在让他们的苦难变得更加沉重。农业的产量使贵族的收入减少，通货膨胀让贵族生活的成本上升，于是产生了一种“领主反动”（seigneurial reaction）。贵族地主们雇用地产代理、律师、土地测量员来最大程度地提升土地带来的收入，并重申对公共土地拥有的古老的权利，而许多农民得依靠这些土地进行放牧、砍柴。许多地主提高租金，并试图强迫那些之前租了土地的农民为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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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一些残余还是保留了下来。农民依旧恼怒于要付给领主的费用。许多贵族依然对他们的农民拥有司法权，这意味着可以由他们来决定涉嫌犯罪的农民是否有罪，向其征收罚金。领主法庭常被用来强制执行领主对森林、湖泊、小溪拥有的权利，以及在他们的领地上独享的狩猎和捕鱼的权利。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危机让平民有机会消除这些日积月累的烦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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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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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80年代王室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危机是法国大革命的短期原因。法国与英国及欧洲其他大国的交战状态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百多年。在对抗英国的美国独立战争中为叛乱的殖民者提供的财政支持是用瑞士出生的财政总监雅克·内克尔（1732—1804）筹集的贷款承担的。几乎四分之三的国家财政开销都被用于维持陆军和海军，以及偿还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七年战争（1756—1763）以及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积累的债务。这个君主制国家已经是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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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儿找到更多的资金呢？贵族们自古以来就有免除大部分赋税的特权，教士们则可以免去所有的税。而从法国最大的社会阶层——农民手中征得的税是有限的。简而言之，法国王室面临的财政危机与财政制度自身的本质有很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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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收税的效率低于英国政府。在英国，通过发行国债，英格兰银行以相对低的利息为政府提供贷款。而法国没有中央银行，国家比任何时候都得更依靠私人利益集团，饱受拙劣的征税措施和不完善的记账之害。法国的公债远远高于英国，且当王室寻求权宜之计来解决金融问题时，其公债持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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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优柔寡断而天真的路易十六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对他的王国知之甚少，在他的统治时期，仅仅离开过巴黎和凡尔赛宫一次。他喜欢在宫殿里闲逛，拆拆他的钟表，然后再组装起来。他还是个优秀的猎手。但是他优雅、傲慢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则不受欢迎，让公众对王室更加丧失信心(3)。作为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女儿，玛丽被许配给路易，以巩固奥地利和法国两大王朝的关系。她从未感到法国是她的家乡。不满于婚姻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过着奢华的生活，由此卷入非议之中。1785年，当一名红衣主教为了获得她的青睐，将一条极贵重的钻石项链献给她后，玛丽陷入了严重的丑闻。之后，阴谋者巧妙地偷走了这条项链和这名红衣主教的一些钱，在这桩离奇的事件中还有一名妓女假扮成王后这样一幕。这个“钻石项链事件”似乎夸大了国王软弱、戴绿帽子的公共形象。而王后那轻率、不忠的名声似乎削弱了王室自身的权威。王后遭到人们的诋毁，他们粗野地称她为“奥地利娼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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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路易十六；（右图）玛丽·安托瓦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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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内克尔依旧继续大肆举债。但是在1781年，一些大臣和贵族食客说服了国王罢免内克尔。内克尔写了一份不太真实的王室财政报告，旨在证明国家将得到的收入高于当前的开销。内克尔希望能使债权人消除疑虑，向他们保证不需要进行改革。但是银行家们却不相信内克尔的数据，他们中间一些人拒绝给君主贷款，除非国家进行财政改革。新上任的财政总监夏尔亚历山大·德·卡洛纳（1734—1802）证明内克尔的王室财政计算不可信。然而卡洛纳却花了更多的钱，让王室陷入了更大的债务危机：他从贪污的官员处借款，以偿还如今聚集在王宫门口的债权人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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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高等法院坚决反对财政改革，他们认为财政改革会因对土地征收一般税而使赋税增加。他们不信任卡洛纳，并认为他在财政方面不负责任且带有政府官员的傲慢，对一些人来说，这近似于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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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避高等法院，卡洛纳在1787年2月向国王提议召开显贵会议。这场会议由他们精心挑选的来自三个等级的代表组成：神职人员、贵族和第三等级(4)。国王期盼会议能够认可改革的提议，包括征收贵族也不会被豁免的新的土地税。卡洛纳提出法国的财政困难是制度上的，来源于混乱的行政机制，包括税务方面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地区差异。而王室出售有利可图的收税权，或称“包税权”，进一步降低了效率。卡洛纳知道王室与包税商的合同很快将会进行重新协商，而王室的很多短期贷款也即将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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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纳谴责“习惯的统治力”，它在很长时间内导致法国长期无法改革，也妨碍了商业。他主张彻底改革整个财政系统。但是显贵会议不但拒绝了卡洛纳提议的税制改革，还拒绝支持贵族们应该纳土地税的想法。不但如此，第一等级的高级教士也强烈反对卡洛纳的改革，其中一些人也是贵族。他们也害怕会丧失免税权。以特权为基础的法国社会，目前处在危急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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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说服了国王罢免卡洛纳，于是国王在1788年4月8日将他革职。路易十六任命了强大的图卢兹大主教艾蒂安夏尔·德·洛梅尼·德·布里埃纳（1727—1794）取代卡洛纳。如同他的前任，洛梅尼·德·布里埃纳要求行省高等法院登记——从而通过——一些财政改革的敕令，并许诺政府将更精确地记账。但是巴黎高等法院拒绝登记其中一些敕令，包括新的土地税和印花税，后者让人想起美国革命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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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革命的初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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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贵会议的一些成员曾愿意接受财政改革，并交纳更多的税，条件是必须一起进行保证他们特权的制度改革。他们希望国王能定期召开由三个等级的代表出席的三级会议。而三级会议自1614年开始，就再也没有召开过。于是国王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他需要削减贵族的特权，但若他在没有取得贵族同意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就会遭到实施独裁、甚至暴政的指责。另一方面，如果屈服于特权阶级的要求，以换取新税的通过，那就危及他的专制权力，显示出他的话语权受制于国家的批准，或至少受制于贵族的批准。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而引发的事件将构成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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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三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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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的叛乱”是法国革命的开端。由于巴黎高等法院拒绝登记土地和印花税，1787年8月，路易十六将法院成员放逐到巴黎东边的城镇特鲁瓦。贵族和高级教士对此强烈抗议，省高等法院也支持巴黎高等法院。格勒诺布尔高等法院拒绝登记新印花税和土地税，在没有王室批准的情况下，召开了当地的省三级会议(5)。与君主试图对贵族课税的行为对抗的“贵族的叛乱”扩散开来。省高等法院要求召开三级会议。这场叛乱并非直接针对君主制本身，而是针对贵族眼中日益暴虐的君主滥用国家权力和特权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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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寻求妥协。洛梅尼·德·布里埃纳同意撤回新的土地税和印花税，以维持收入所得税（即廿一税）。为了偿还七年战争带来的债务，18世纪50年代晚期，贵族与其他特权阶级第一次被征收廿一税。但是，布里埃纳明确表示，国王将被迫根据王室敕令，以纸币还债。1787年11月，路易十六召回了流放的巴黎高等法院的成员。但是国王下令让高等法院在不得发表意见的情况下登记新的贷款敕令。当国王的侄子奥尔良公爵突然声称这个程序非法时，路易回复“这对我来说不重要……因为朕同意，所以它合法。”因此，路易十六似乎已经跨越了专制和暴政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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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5月，国王下令逮捕巴黎高等法院两名最激进的成员。接下来，他关闭了高等法院，建立了新的行省法院以取代前者，并成立一个将会登记王室敕令的法庭（plenary court）。国王对抗高等法院的行为很快遭到了抵制。决定每年向国王进贡多少的教士会议也抗议高等法院的废止。一些城市爆发了支持高等法院的骚乱，比如在格勒诺布尔，人群向士兵们投掷石头和瓦片，表达他们对高等法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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