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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路易十六；（右图）玛丽·安托瓦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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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内克尔依旧继续大肆举债。但是在1781年，一些大臣和贵族食客说服了国王罢免内克尔。内克尔写了一份不太真实的王室财政报告，旨在证明国家将得到的收入高于当前的开销。内克尔希望能使债权人消除疑虑，向他们保证不需要进行改革。但是银行家们却不相信内克尔的数据，他们中间一些人拒绝给君主贷款，除非国家进行财政改革。新上任的财政总监夏尔亚历山大·德·卡洛纳（1734—1802）证明内克尔的王室财政计算不可信。然而卡洛纳却花了更多的钱，让王室陷入了更大的债务危机：他从贪污的官员处借款，以偿还如今聚集在王宫门口的债权人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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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高等法院坚决反对财政改革，他们认为财政改革会因对土地征收一般税而使赋税增加。他们不信任卡洛纳，并认为他在财政方面不负责任且带有政府官员的傲慢，对一些人来说，这近似于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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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避高等法院，卡洛纳在1787年2月向国王提议召开显贵会议。这场会议由他们精心挑选的来自三个等级的代表组成：神职人员、贵族和第三等级(4)。国王期盼会议能够认可改革的提议，包括征收贵族也不会被豁免的新的土地税。卡洛纳提出法国的财政困难是制度上的，来源于混乱的行政机制，包括税务方面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地区差异。而王室出售有利可图的收税权，或称“包税权”，进一步降低了效率。卡洛纳知道王室与包税商的合同很快将会进行重新协商，而王室的很多短期贷款也即将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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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纳谴责“习惯的统治力”，它在很长时间内导致法国长期无法改革，也妨碍了商业。他主张彻底改革整个财政系统。但是显贵会议不但拒绝了卡洛纳提议的税制改革，还拒绝支持贵族们应该纳土地税的想法。不但如此，第一等级的高级教士也强烈反对卡洛纳的改革，其中一些人也是贵族。他们也害怕会丧失免税权。以特权为基础的法国社会，目前处在危急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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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说服了国王罢免卡洛纳，于是国王在1788年4月8日将他革职。路易十六任命了强大的图卢兹大主教艾蒂安夏尔·德·洛梅尼·德·布里埃纳（1727—1794）取代卡洛纳。如同他的前任，洛梅尼·德·布里埃纳要求行省高等法院登记——从而通过——一些财政改革的敕令，并许诺政府将更精确地记账。但是巴黎高等法院拒绝登记其中一些敕令，包括新的土地税和印花税，后者让人想起美国革命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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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革命的初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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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贵会议的一些成员曾愿意接受财政改革，并交纳更多的税，条件是必须一起进行保证他们特权的制度改革。他们希望国王能定期召开由三个等级的代表出席的三级会议。而三级会议自1614年开始，就再也没有召开过。于是国王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他需要削减贵族的特权，但若他在没有取得贵族同意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就会遭到实施独裁、甚至暴政的指责。另一方面，如果屈服于特权阶级的要求，以换取新税的通过，那就危及他的专制权力，显示出他的话语权受制于国家的批准，或至少受制于贵族的批准。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而引发的事件将构成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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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三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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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的叛乱”是法国革命的开端。由于巴黎高等法院拒绝登记土地和印花税，1787年8月，路易十六将法院成员放逐到巴黎东边的城镇特鲁瓦。贵族和高级教士对此强烈抗议，省高等法院也支持巴黎高等法院。格勒诺布尔高等法院拒绝登记新印花税和土地税，在没有王室批准的情况下，召开了当地的省三级会议(5)。与君主试图对贵族课税的行为对抗的“贵族的叛乱”扩散开来。省高等法院要求召开三级会议。这场叛乱并非直接针对君主制本身，而是针对贵族眼中日益暴虐的君主滥用国家权力和特权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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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寻求妥协。洛梅尼·德·布里埃纳同意撤回新的土地税和印花税，以维持收入所得税（即廿一税）。为了偿还七年战争带来的债务，18世纪50年代晚期，贵族与其他特权阶级第一次被征收廿一税。但是，布里埃纳明确表示，国王将被迫根据王室敕令，以纸币还债。1787年11月，路易十六召回了流放的巴黎高等法院的成员。但是国王下令让高等法院在不得发表意见的情况下登记新的贷款敕令。当国王的侄子奥尔良公爵突然声称这个程序非法时，路易回复“这对我来说不重要……因为朕同意，所以它合法。”因此，路易十六似乎已经跨越了专制和暴政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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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5月，国王下令逮捕巴黎高等法院两名最激进的成员。接下来，他关闭了高等法院，建立了新的行省法院以取代前者，并成立一个将会登记王室敕令的法庭（plenary court）。国王对抗高等法院的行为很快遭到了抵制。决定每年向国王进贡多少的教士会议也抗议高等法院的废止。一些城市爆发了支持高等法院的骚乱，比如在格勒诺布尔，人群向士兵们投掷石头和瓦片，表达他们对高等法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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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8月8日，路易十六宣布，他将在次年的5月1日召开三级会议。他希望如果三级会议能同意推行新税，那么他就能避免王室的破产。两周后，他重新任命内克尔为财政总监，并认为以此能平息贵族、投资者以及政府债券持有人的愤怒，这些人以前从未反对过王室的无限制贷款。但是召集三级会议导致公共舆论一致谴责国王。贵族们迫使国王召开三级会议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许多人相信三级会议比高等法院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限制王室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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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会议召开时应如何投票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是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每个等级各拥有一票(6)？或者是三级会议的每个成员都有代表自身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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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9月25日，在一片欢庆声中恢复的巴黎高等法院决定，三级会议将按照等级投票，正如1614年召开的最后一次三级会议的投票形式那样。因此，三个等级将会有同等数量的代表，且会分开就座。由此，许多人认为，高等法院登记了根据等级进行投票的王室法令，因此它是在维护其成员的特权，与第三等级的利益相对立，从而违反了之前的保护国家不受国王暴政侵害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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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受到欢迎的政治作家们开始颂扬第三等级(7)，认为它真正代表自由和国家，反对王室暴政。另一些作家则要求建立起某种反映“公共舆论”的代表制议会。由中产阶级与一些自由主义的贵族联合组成的“爱国者党”开始反对王室政策，对比王室政策与“国家”权利的差异。这些“爱国者”们还谴责宫廷和与之亲密的贵族的既有利益。政治出版物将这些辩论转变成国家政治议题。三十人委员会（Society of the Thirty）是一个包含来自非常古老家族的自由主义贵族（如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英雄拉法耶特侯爵）（1757—1834）和许多平民出身的律师的组织，他们一起讨论、争辩，发放自由主义的政治小册子。他们提议三级会议上第三等级的代表数应为贵族和教士代表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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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1月，一名默默无闻的神父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1748—1836）的一番话是代表政治观点重要转变的最激进的说法。他写道：“我们需要提出和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第三等级？一切（everything）。第二，迄今为止，第三等级在政治等级中是什么？什么也不是（nothing）。第三，第三等级要求什么？成为某物（something）。”他对比了“国家”与君主专制、贵族特权的不同之处，并要求第三等级在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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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为三级会议代表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城镇，他们中三分之二的人懂法律。第一等级代表里三分之二是堂区神父，他们中间许多人出身卑微，并憎恨主教和修会的特权。而在第二等级代表内部的一些年轻的贵族比较趋向自由主义。他们希望在法国君主制内部进行制度改革，这将使他们可以制约王权，就像英国议会制约英国君主那样。1788年12月，国王同意将第三等级代表增加至2倍，但是拒绝赐予所有成员单独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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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拉法耶特侯爵；（右图）西哀士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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