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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物短缺和物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许多普通人如今相信罪魁祸首是贵族和囤积者的阴谋。不但如此,在巴黎和凡尔赛宫一带的皇家军队似乎正在增多。当时还传播着谣言,声称国民议会将会被废止。到了7月11日,国王再次下令将在宫廷中依旧不受欢迎的内克尔放逐。他和其他大臣被国王罢免,是因为国王确信,他们无法抑制三级会议发出的对变革的要求。暴徒们袭击了巴黎城门外的关口,并将收缴进城商品税的收费站拆除,导致食品更加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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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7月14日上午,数千群众——大部分是商人、工匠和工薪阶层——从荣军院,即一家较大的老兵医院夺得了武器。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巴黎的群众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巴士底。这是城市东部边缘的一座堡垒,人们相信那里存储着弹药和军备。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巴士底是一座监狱,并以暴政的象征而闻名于世,因为一些被送往那里的犯人是因为国王的密札,没有经过审判,就被草率地关押至此。在那个炎热的夏季的一天,巴士底狱的犯人仅有7人,这些人各不相同,有一名被家人要求关进监狱的贵族,一名叛教的神父,还有一名发疯的爱尔兰人。这名爱尔兰人觉得自己要么是圣女贞德,要么是圣路易,要么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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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猛攻并占领了巴士底狱,那里有小型驻军守卫。攻击者伤亡人数超过200名。一名屠夫将驻军司令斩首,他的脑袋被插在一根长矛上,人们带着这根长矛走遍大街小巷,庆祝他们的胜利。巴士底狱的攻陷对后世的意义远大于当时。7月14日当天,国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没什么新鲜事”。但是群众们的起义很可能拯救了国民议会,使其未被国王下令进入巴黎和凡尔赛的军队解散。如今路易无法确保士兵对他忠诚,他打发走了一些被他召至巴黎的军队,认可新选出的、由巴伊担任市长的市政府,以及一支被称作国民自卫军(9)的城市防御军队,并屈服于大众要求,再度召回了内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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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7月14日,群众攻陷巴士底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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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7月17日,国王来到巴黎,在市政府大厅受到市议会的接待。他接受并戴上了三色的标志,三色中红和蓝象征巴黎,白色象征波旁家族。通过这种方式,路易十六似乎认可了成为法国大革命象征的三色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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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恐慌和8月4日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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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会议召开的消息带给许多乡村民众希望,他们觉得国王会减轻他们沉重的财政负担。他们已在陈情书中表达了这些期望,将陈情书连同第三等级代表派往凡尔赛宫。现在,随着巴士底狱攻陷的消息传开,7月19日到8月3日期间,农民袭击了城堡。在一些地区,他们还烧毁了规定对领主的义务的地契。这些农民的起义导致接下来发生了“大恐慌”。谣言声称贵族有一个“饥荒阴谋”,旨在让广大人民饿死或将他们烧光。这一谣言促使农民和市民在法国的许多地区动员起来。也有谣言称会有强盗来摧毁庄稼,农民和市民组成了武装团体,以击退传闻中的强盗,保护他们自己和收成。由于国家的实际权威已经瓦解,各地建立新的地方政府和国民自卫军来进行改革、恢复社会秩序。这些事件让律师、商人以及之前无法涉足政治生活的其他“新人”在地方上有了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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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暴动的消息震惊了国民议会(10)。1789年8月4日,为了安抚农民、阻止乡村的进一步骚乱,国民议会正式宣布废止“封建体制”,其中包括领主的权利。这一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公告在接下来的一周进行了修订:原本领主费用(在贵族拥有的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应交的钱)的收取者将从农民处得到赔偿金(11)。国民议会废除了为贵族服的劳役,且不需缴付赔偿金。如此,国民议会否定了特权,这是法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随后的一周,国民议会又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包括保证信仰自由,废止官职买卖、领主审判,甚至贵族狩猎的特权。各省和城市也被要求废止自身大部分历史悠久的特权。通过这些措施,国民议会制定出的这一全方位的议程,宣告了被后人称为“旧制度”的过去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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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巩固革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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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法令通过重新界定臣民与国王的关系,摧毁了专制主义。国王不能再以神授的君权统治,或通过授予自己的宠臣特权以获得他们的忠诚。相反,他将受到由宪法清楚说明的权力的制约。国民议会公布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这是一部了不起的文件,它提出了人类的普遍原则。国民议会建立起国家与教会间的新关系,创建了国家教会,让天主教会财产成为“国家的财产”,并强迫教士宣誓效忠于国家。议会还花了很长时间为新政权制定宪法。因此这个时期的国民议会有时又称制宪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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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玛丽·安托瓦内特谴责革命者是“怪物”,国王的一些最具影响力的顾问也拒绝接受任何削弱王室权力的举措。而人民群众害怕贵族在宫廷中的影响,他们于10月上旬游行至凡尔赛宫,带着国王一家回到巴黎。此后,当许多贵族纷纷逃离法国,寻求欧洲其他君主的帮助以对抗革命时,国王本人则变得很容易受巴黎民众的激进主义浪潮的影响。随着贵族与教士抵制革命,许多巴黎的俱乐部提出了更加激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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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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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着手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1789年8月26日,它公布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这一文件提出了新秩序的基本原则,旨在教育公民什么是自由。作为西方政治史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人权宣言》反映出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托马斯·杰斐逊写下的一些思想。其第一条宣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不但如此,《人权宣言》也深刻地体现出启蒙运动的影响,例如它对个人自由、公民平等、与社团主义的斗争、不公正的特权和专制统治的关注,其基调是一种理性至高无上的信念。法律面前将会人人平等,所有的公民“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他或她的观点遭到迫害,包括有关宗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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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公民权宣言》通过宣扬普遍原则,将主权置于法国这个国家的手中。权利的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权利来自身为“国家”的一员这一事实,而与任何团体或社会等级无关。法律反映的是“公共意志”,这是启蒙运动中的概念,它由全国代表来表达。国家自身而非君主一人才是“所有主权的来源”。但是《人权宣言》中声称机会均等,并非意图消灭所有的社会差别。对财产权的保护使由财富、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天赋带来的差异将会依然存在,这样的差异被认为是自然且合法的。因此,《人权宣言》让财富而非出身、血统或法律特权成为现代法国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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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宣言》提到的是“全人类”。但与此同时,它的作者们却将女性排斥在《人权宣言》之外,而且他们也未提倡或预言两性平等。尽管如此,许多男性和女性现在开始以“公民”称呼彼此。事实上,自大革命的初期,兴起了一些对女性权利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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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的废除和《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公布是如此不朽的成就,以至于1790年的人们就开始将三级会议的代表成立国民议会前的体制称为旧制度。但是国民议会的成果依旧有待路易十六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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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师、面包师的妻子、面包师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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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政治危机远未结束。国王最亲密的顾问(“宫廷党”)拒绝接受任何不留给国王绝对否决权的宪法决议。王室的权威处于危难之中。西哀士支持爱国者党,他坚称:“若国王的意志能和2500万人民的意志相等……那就是一封对抗公共意志的密札。”国民议会的大部分成员已否决了一项建立像英国上议院那样的机构的提议,他们在9月同意授予国王对立法的“搁置”否决权,即国王可以推迟使国民议会通过的措施变成法律,推迟年限为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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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王拒绝接受这些条款以及8月4日的法令时,一大批小册子和报纸抨击国王的顽固。一名激进的新闻工作者让保罗·马拉(1743—1793)的新报纸《人民之友》立刻有了大量读者。马拉是一名财政陷入困境的医生,他有些类似于40多年前被伏尔泰斥为雇佣文人的野心勃勃但处处受挫的“三流作家”。马拉用激动人心的情感和巴黎平民生动而粗俗的俚语调动读者的情绪。大量政治小册子充满了人民主权的言论,其中一些来自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瓦解了人民对路易十六的、甚至是对君主制本身的尊重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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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0月,一些“爱国者”要求国王住在巴黎,这也是许多陈情书中的要求。如同法国大革命中许多重大事件一般,引发“凡尔赛游行”的似乎是一件小事。在一次国王和王后出席的迎接佛兰德军团的接待会上,军团的军官们侮辱了新采纳的三色徽章。根据谣言所传,他们叫着:“打倒国民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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