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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国民议会将改革重点放在教会。《八月法令》已废除了献给教会的不受欢迎的什一税，如今，国民议会指望教会的财富能够帮助解决日益恶化的国家财政危机。10月10日，在其家族的坚持下成为神父、并于1789年早期成为主教的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1754—1838）提议教会的财产应该变成“国家的财产”（biens nationaux）。11月2日，国民议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塔列朗的提议，此后大约价值4亿法郎的教会地产——大约占国家土地的10％——开始被拍卖。拍卖的首要受益者是可以筹集到足够的钱来购买拍卖的土地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富裕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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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立即筹集到钱，国民议会开始发行以教会地产价值为担保的纸币——指券（assignat）。尽管法律要求所有人接受用于偿还债务的纸币，但是由于缺乏公共信用，这些纸币很快贬值。那些利用纸币购买教会土地或偿还债务的人则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甚至连贫困的农民都能用通货膨胀的货币减少债务。出售教会土地以及后来出售逃亡贵族的土地的影响之一是更多土地被农民开发耕作。当然，砍伐树林以腾出空间用于种植农作物、开展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给自然环境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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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国民议会极大地改变了教会的地位。1790年2月13日，国民议会下令废除宗教修会，因为许多改革者都认为修会在政治方面令人怀疑。7月12日，国民议会通过了《教士公民组织法》，重新界定教士和国家的关系，并建立起国家教会。如今主教们只有通过政府授权，才能发表公告。此外，他们还必须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10天后，国王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些影响教会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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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变成了国家的一个重要部门，国家从此将支付神职人员工资、礼拜开销，以及穷人的救济金。1790年11月，国民议会宣布，所有的教士都必须宣誓忠诚于革命，并接受《教士公民组织法》。教皇庇护六世的权威由此受到了直接挑战，于是他于1791年3月公开抨击《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并在4月份谴责《教士公民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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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公民组织法》改变了大革命进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它遭到了广泛的抵制，并直接推动了反革命运动的发展。大约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堂区神父拒绝发誓，于是国民议会禁止这些不忠诚的“拒绝宣誓”的教士主持教会的圣礼。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受到大众支持的“拒绝宣誓”的教士继续主持圣礼。宣誓问题让教区、堂区和一些家庭分裂。在一些行省，针对“拒绝宣誓”的教士的暴力事件增加；而在另一些地区，坚守传统的教士却得到了大众的支持和保护。这些问题不是小事，因为包括路易十六在内的许多天主教徒相信，信仰使他们必须拒绝参加那些“宣誓”的教士主持的圣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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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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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的宪法以君主立宪政体取代专制统治，意味着与旧制度的正式决裂。尽管国王只保留了一种搁置否决权，但是他依然管理外交事务，统帅军队。但是宣战或议和需要国民议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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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时的法国远远算不上一个共和国。为了与旧制度分道扬镳，革命通过消灭世袭的法律特权，重新定义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尽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当1790年6月国民议会废除世袭贵族头衔时，它谨慎地区分了“主动的”和“被动的”公民。只有那些“主动的公民”，也就是缴纳相当于三天工资的直接税的男性，才有权利在间接选举中投票——他们投票选出更富有的选举人，后者将选择代表进入新的立法机关（见地图12.1）。诸如马拉和民粹主义的演说家乔治雅克·丹东（1759—1794）等批评者谴责这种受到严格限制的投票权。他们宣称国民议会不过是将得到政治权利的标准从贵族头衔改为财产的所有权，由此将旧制度的特权阶级替换为另一种特权阶级。若是这样的话，哪怕是卢梭本人也没有资格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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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1789年前后的法国 左边的地图显示1789年法国革命前的行省及省会城市；右边的地图显示1790年法国创建的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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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宗教歧视在许多国家依旧普遍存在。在英国，英格兰的不奉国教者与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公职，也不得从事一些个别行业；在匈牙利和信仰天主教的莱茵兰，新教徒面临着宗教歧视。犹太人则在大部分的欧洲地区遇到宗教不宽容和宗教迫害，例如他们不能从事某些行业或只能生活在特别指定的区域。在东欧一些地区和乌克兰，他们还遭遇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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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90年到1791年，国民议会根据法律，赋予新教徒和犹太人公民资格和公民权(12)。国民议会废止了行会制度，宣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经营并从事任何他所选择的职业、艺术或手艺”。随后，国民议会在1791年6月14日通过了《列·霞白利法》，禁止工人团结起来，拒绝为一名雇主工作。这部法律的颁布是自由贸易支持者的胜利。此外，国民议会还通过了一些影响家庭的法律，如建立民事婚姻制度，降低合法结婚年龄，允许离婚，并特别指出遗产需平均分配给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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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废除了法国的奴隶制，但是殖民地除外。而这一例外导致1790年加勒比海岛屿伊斯帕尼奥拉的自由黑人爆发起义，反抗法国的糖料种植园园主，后者中许多是贵族。这场起义由杜桑·卢维图尔（1743—1803）领导，他是一位曾经在法国军队作战的奴隶。1794年，国民公会(13)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希望得到自由的奴隶会与英国作战。伊斯帕尼奥拉岛——现在的海地——的一半地区成为第一个自由的黑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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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等级一起制定出下一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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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一位屠夫的女儿奥兰普·德·古热（1755—1793）发表了《女性的权利》，这是法国历史上对女性的平等权利的首次明确的要求。她写道：“法律必须体现公共意志；所有的女性和男性公民必须亲自或通过代表来创建法律。”她鼓励妇女争取她们的自然权利——这证明她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呼吁国民议会承认女性作为国家公民的母亲拥有的权利。此外，她还坚持女性应有受教育、在婚后支配财产，以及主动提出离婚的权利。奥兰普·德·古热将国家定义为“男人和女人的联合”，提出除非女性也被赋予与男人类似的权利，否则男人依旧不是自由的，这已接近于要求女性完整的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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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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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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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7月14日，为了纪念攻陷巴士底狱一周年，巴黎的战神广场（一座皇家练兵场）举行了大型的联盟节（Festival of General Federation）庆典活动。但是在法国，不是所有人都热烈欢迎革命。法国南部的贵族已经准备集结起来反抗革命，好斗的天主教徒袭击了打算支持革命的新教徒。1791年夏天，在国民议会公布了宪法后，法国南部、西部和阿尔萨斯地区发生了公开抵制革命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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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抵抗运动促使人们要求更加激进的变革。一些不接受主动和被动公民的区分的革命者呼吁政治生活的参与更加民主。民主的推动力从哪里来？这个君主制国家依靠的是社会各个等级错综复杂的团体关系网——每个团体都有一系列特权。这些团体包括司法、职业、行政以及教士团体，其范围从省三级会议到手工业行会。这些团体（corps）的参与形式（有时甚至是民主的议事程序）可能向人们灌输了一种民主的趋向，它影响了革命进程并促使法国成为一个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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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代表中的政治派系建立了第一批俱乐部。最激进的国民议会代表从国民议会中分离出来，组建了雅各宾俱乐部，因他们在雅各宾修道院集会而得名。1791年7月，当君主立宪制度的支持者们与雅各宾派分离，建立起斐扬俱乐部时，科德利埃俱乐部将巴黎的激进分子集中在一起。君主主义者成立了保王党人的俱乐部；不但如此，一些女性也开始成立自己的政治俱乐部，例如编织工俱乐部，或者加入两性爱国者兄弟会。到了1793年，法国至少有5000个俱乐部。但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头几年，法国几乎没有什么事物不跟政治相关，而且政治俱乐部也不是唯一的讨论政治问题的场所。在巴黎，还有一种邻里之间开展的会议，这些区（section）最初是为三级会议进行选举的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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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性无套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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