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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性无套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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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革命者渐渐被称为无套裤汉（sans-culottes）。他们以没有华丽的套裤（culottes）来表明自己的特殊性，这种套裤被认为是贵族的标志。无套裤汉是不反对私有制的店主、工匠和劳工，但是他们坚决反对不劳而获的财产，特别是那些似乎拥有太多财产或是不用工作便可过活的人。他们要求规定面包的最高价格，光是买面包的费用就占普通工薪家庭所得收入的一半以上。正如无套裤汉自己强调的，他们是为了“人民”。他们靠政治行为来定义自己。若是支持革命，哪怕是贵族出身，也可以成为无套裤汉。同样，劳动者或农民若似乎对革命表示反对，他们也会被称为“贵族”。在这个符号和象征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的世界里，无套裤汉可以用弗里吉亚帽作为自己的标志，弗里吉亚帽是来自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自由象征，是一种与头部紧密贴合的红帽子，挂着三色标志，与社会精英所戴的三角帽形成了鲜明对照。无套裤汉的语言也显示了他们的性质：他们称任何人为“公民”，用“你”（tu）这种亲近的、平等的形式称呼对方，而不用“您”（vous）。无套裤汉的政治理想是在革命俱乐部和区中每日以直接民主制的形式实行人民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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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弗里吉亚帽的法王路易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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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至瓦雷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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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及其家人害怕革命愈演愈烈，并指望欧洲的其他君主给予支持，1791年6月，他们试图逃离法国。国王的目标是站到反对大革命的外国敌人一方，然后回归法国，撤回他曾作出的妥协。国王一家在瓦雷讷被国民自卫军逮捕，他们不能继续逃亡国外，并失去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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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逃亡的企图使人民反对他的情绪进一步高涨，也使人们更加支持建立一个共和国。在国王逃走的第二天，科德利埃俱乐部号召建立共和国，但是国民议会的大部分成员害怕内战爆发。1791年7月17日，在巴黎的战神广场，人们在一份放在“祖国祭坛”上的请愿书上签名(14)，该请愿书要求国民议会“以一切宪政手段”撤掉国王。国民自卫军开枪扫射，50人死亡。稳健派的巴黎市长巴伊，以及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拉法耶特，宣布全城戒严。但是哪怕路易十六在1791年9月14日正式接受了宪法，此举也无法阻止民众反对君主制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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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战争以及第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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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法国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激进的阶段。国王的出逃严重削弱了国民议会里的君主立宪派。巴黎人民的领袖丹东、马拉和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都是雅各宾派，他们放弃了君主立宪政体会充分保障人民的自由这一思想。1791年10月1日，在巴黎召开了选举产生的法国国民立法议会，取代了制宪会议，而后者在前一个月公布宪法时解散了。在立法议会上各个集团席位所在区域不一样，那些坐在左边的共和派被称作“左派”，而坐在右边的君主派则被称作“右派”。1792年3月，共和派获得了大多数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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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乔治雅克·丹东；（右图）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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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奥地利、普鲁士宫廷的法国逃亡者正在鼓励外国势力介入法国革命，以帮助路易十六重获完整的君权。雅克皮埃尔·布里索（1754—1793）曾是一名激进的小册子作者、政治间谍以及辞藻华丽的演说家，其共和派追随者号召进行一场战争，将欧洲从君主制和贵族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该派系被称作吉伦特派，因为其成员许多都来自吉伦特，重要的大西洋港口波尔多所在地。在吉伦特派的领导下，立法议会的论调更具侵略性。法国向奥地利宣战，导致了第二次革命、共和国的成立，以及最终推行“恐怖”统治的雅各宾派的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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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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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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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给欧洲的其他地区带来很大的冲击。国民议会早期的举措，特别是废除封建权利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受到了英国、尼德兰、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一些邦国的受过教育的人士的青睐。一些其他地区的律师和商人也为限制天主教会独立性等措施欢呼喝彩。但是法国大革命公布的国家主权以及民族自决原则威胁到了欧洲大陆的君主统治。来自法国大革命的威胁使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为争夺中欧统治权而敌对的大国建立起友好邦交关系，也让英国与俄国形成警戒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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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政府对法国大革命的第一反应是企图破坏法国与奥地利的联盟，瓦解奥地利在南尼德兰(15)的统治。在维也纳，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利奥波德二世起初忙于应付匈牙利的贵族对更多的权力的要求。1789年，南尼德兰发动叛乱，将奥地利军队逐出这个地区，并导致该地建立了共和国，1790年大批奥地利军队回到这里，共和国遂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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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一些激进的辉格党人获悉巴士底狱的攻陷和法国开始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消息后相当激动地向法国人民致敬。但是在1790年，英国作家埃德蒙·伯克在他的作品《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抨击法国大革命。他声称启蒙运动的抽象的理性主义通过损害君主制、国家教会以及他所认为的“自然的”统治精英，威胁到国家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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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托马斯·潘恩（1737—1809，见第十一章）写的小册子谴责君主统治和无依据的特权。他在《人的权利》（1791—1792）中捍卫革命，驳斥伯克对革命的无情攻击。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的英国涌现了大量支持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组织，其中工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些英国的女性也充满热情地支持法国大革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是一名教师和作家，她来到法国以亲眼目睹事件，并乐观地看待革命。她因国民议会只授予男性受教育的权利而愤怒，出版了《女权辩护》（1792）一书。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要求女性有选举权并能担任选举产生的职位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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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因《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中宣扬的普遍原则感到受到了威胁。如今想要将革命的原则“自由、平等、博爱”传播到其他地区的大革命还会带来法国扩张的威胁。普鲁士、奥地利、那不勒斯、皮埃蒙特的统治者们被急于讲述遭遇的法国逃亡者包围，他们开始在本国镇压那些雅各宾派的同情者。在英国，外国可能入侵的威胁巩固了英国人的民族认同感（见第十一章）。反法国和反天主教的情绪变得强烈，同时民众对英国君主制的敬意（可能还有对贵族的敬意）加深了。小皮特的政府猛烈抨击英国大众政治的发展，取消了结社、集会和新闻自由，以及《人身保护令》。《强制法》使政府能更容易地逮捕呼吁议会改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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