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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5月，拿破仑率领军队乘船来到土耳其统治的埃及。他希望打击英国在印度的利益。俄国害怕法国会分裂土耳其、并将其利益扩展到俄国一直想要称霸的土地上，于是与英国结盟。接着奥地利也加入，该联盟成为第二次反法同盟（1799—1802）。奥地利希望废除《坎波福米奥和约》，并阻止法国在意大利的进一步扩张。在意大利，法军已经迫使罗马教皇流放并建立起罗马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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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此时反法同盟各国的合力对在意大利过于分散的法国军队来说难以招架。一支俄国与奥地利联军在瑞士击败了法军。1798年，当爱尔兰人发动起义反抗英国统治时，法国派遣一支部队帮助爱尔兰起义军，希望进入英国。爱尔兰叛军和登陆的法军被打败后，一支尝试派遣更多士兵上岸的法国舰队在近海告负。英军则在一场血腥战役中，连续击溃几次爱尔兰人的进攻，3万人阵亡。另一方面，英国海军俘虏了一艘法国战舰并击退其余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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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同盟成员为策略以及最终目标争吵。俄国的沙皇保罗（统治时期：1796—1801）因英军坚持其皇家海军有权拦截和搜查海上任何船只而被激怒，在1799年10月，俄国退出第二次反法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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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月十八日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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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年春，诡计多端的西哀士神父(31)成为督政官。他认为法国需要执行力更强的政府。因为军队的作用大为增强，他断言军队会主宰法国未来的政治。眼见各地局势均不稳定，西哀士在1799年决定推翻督政府。他利用了外交部长塔列朗。塔列朗本人的经历，展现了另一个挺过大革命的特例，有人诋毁他：布里干酪是“他忠于的唯一一位国王”。西哀士联系到了拿破仑·波拿巴将军。1799年11月9日，即雾月十八日，拿破仑·波拿巴对匆忙召开的议会宣布：一个新的雅各宾派的阴谋被发现了，必须起草一部新宪法来加强法国的行政权力。代表们自然有所怀疑，一些人要求立即将拿破仑逮捕。拿破仑的回答混乱而无说服力，但他的弟弟、五百人院议长吕西安反应迅速，从拿破仑为数不多的犹豫不决的境地中挽救了他。吕西安拒绝了以投票判定拿破仑为非法的要求，下令军队驱逐反对自己的人。留下来的代表把全权交给了西哀士和拿破仑。如果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拿破仑获得大权一事就是不可想象的。他将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还是毁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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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英国讽刺漫画，表现了雾月十八日政变：“解散青蛙议会的科西嘉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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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各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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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于巴黎的法国大革命席卷欧洲。在法国，它标志着与过去彻底的决裂，虽然不可否认，旧体制中一些重要部分的延续帮助塑造了现代世界。在其他国家，法国大革命也带来了重大改变，如一些地区废除了封建制度，更加中央集权的政府体系也建立起来。但是当一些人热烈欢迎法国大革命的输出时，另一些人不这样做，他们认为由法国人进行的“解放”等同于征服。法国人的到来引发俄国、西班牙、德意志和意大利一些地区的爱国主义浪潮，促成了民族主义在那里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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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见证了法国大革命的同时代的人，现代历史学家对此也有不同的见解。其中许多人在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影响以及重要性方面的意见依然不能一致，他们怀着和当时亲身经历的人一样的激情讨论那些引人注目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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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大革命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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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革命军到过的国家，德意志人、荷兰人和皮埃蒙特人热情地跟着喊：“自由、博爱、平等！”这些喊声消失在法国人的枪林弹雨、军事征用和处决中。革命浪潮确实给一些“解放”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甚至到拿破仑在法国巩固自身权力的时候（见第十三章），这些改变还一直持续进行。因此，在皮埃蒙特，法国的控治削弱了当地贵族势力，并建立起一个效率较高的行政机关。在部分被征服的德意志邦国、意大利北部和那不勒斯王国，封建制的废除使有产者增多。法国的征服者宣扬依法治国，并削弱了教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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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时法国军队也面临着战争几乎持续不断和各地抵抗越来越多的现状。随着战争拖延下去，各“共和国”的经济状况恶化，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好处似乎越来越不重要。破产的商人和前政府官员联手贵族与教士，反抗法国或其傀儡政府的统治。《教士公民组织法》在法国引发了对大革命的强烈反抗，反教权主义的措施在被占领的地区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莱茵兰、尼德兰以及佛兰德的各民族十分憎恨革命者的去基督教化运动。法国人的存在日益孕育出鄙夷和仇恨。巴伐利亚、荷兰、皮埃蒙特、奥地利和瑞士的爱国者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法国的占领在被征服者中引发了普遍的不满和一股新的民族情感。在大不列颠，法国大革命使英国民族主义在感受到换了新面孔的信仰天主教的老对手的威胁后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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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欧洲的征服本身是国家建设中的一次实践，只是大部分的当地人并不曾预料也并不想要这种征服。从1795年到1799年，督政府建立起由法国直接管理的卫星国家——“姊妹共和国”。建立海尔维第共和国（瑞士）、巴达维亚共和国（荷兰）、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米兰）和帕登诺帕共和国（那不勒斯王国）的目标是加强对抗其他大国的联盟。但在意大利国家中，只有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当地人对法国入侵者产生了些许热情，而且这种热情是短暂的。从国王或诸侯的统治下“解放”的人又受到了巴黎的革命官僚机构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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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得到的支持和雇用的官员主要来自中产阶级，过去旧的国家结构中的官员也来自该阶层。但是，法国的入侵逐渐引发当地人对革命者的愤恨，在一些地区还催生了民族主义，尤其在德意志诸国。许多德意志作家和其他上流社会的人物希望“德国”——神圣罗马帝国的300个诸侯国、50个自由城市以及近1000块帝国骑士的领地——在政治上达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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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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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对大革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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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长期主导着法国大革命的史料编纂。他们将法国大革命描述成资产阶级挑战贵族统治的旧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阐释大革命的角度是18世纪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其为了争取与自身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而作的斗争。他们坚持认为贵族们通过拒绝交税危害到了专制君主的权威。接下来，根据这种阐释，受到激励的资产阶级与城市的手工艺人、工人们联合起来，推翻了专制君主统治。他们将资产阶级描述为法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并坚持声称资产阶级在法国日益资本主义的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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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传统的经济学阐释已受到很多怀疑。一些历史学家注意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以及二者各自内部的区别，在18世纪已经变得相当模糊。他们也注意到，大部分三级会议的“资产阶级”并非来自商业和制造业，而是来自法律领域，并且不论如何，在大革命时期，中产阶级上层和贵族关注的重点都是金钱，而非特权。因此，人们不可能将大革命精确地说成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不但如此，这场革命非但没有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使法国和欧洲卷入了长期的开销巨大的战争中，反而可能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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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批评“资产阶级革命”论的观点还强调：法国国内地方政治权力分散在省三级会议和高等法院、享有符合规定的特权或专营权的不同群体和市政当局手中，其复杂性限制了专制君主的实际特权。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法国大革命证实了有产者（包括贵族和资产阶级）对生来就有地位和权力的有头衔的贵族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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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与此相关的阐释认为，大革命是本质为民主的、跨越大西洋的“大西洋革命”的一部分。根据这种观点，美国独立战争首次体现了本质为政治的、对人民主权的追求。它反过来影响了法国大革命与其后欧洲其他国家获得政治权利的尝试，以及19世纪早期西班牙的拉丁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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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还有修正主义的派别声称，在法国旧制度的最后几十年，新的政治文化已为革命作好准备兴起。该阐释的一种极端形式认为法国君主制通过与自由派贵族的合作，已经走在通往改革的道路上，此后革命打断了这一进程。一种观点认为，这种革命的新政治文化起源于18世纪的50—60年代，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对路易十五的反对中，尤其在大革命初年激烈的言论中，可以发现这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