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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专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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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与天主教会达成和解，并将它置于国家的监管之下。大革命中立誓忠诚于国家的“宣誓”的教士与拒绝宣誓的教士之间仍有很深的敌意。拿破仑受到启蒙运动影响，他认为教会不应成为插手世俗事务的机构。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实用主义者。“只有一种方法能增进道德，”他曾经说道，“那就是重建宗教。如果人人一样富有，就不会有社会，如果没有宗教，就不会有这种不平等。一个人快要饿死在饱餐者的隔壁时，他绝对无法接受这种差异，除非有某种权威告诉他：‘这是上帝的旨意……在天堂里情况将有所不同。’”拿破仑与教会的和解，也是为了通过恢复教会的一些特权，减少人民对君主主义者目标的支持，但教会恢复的特权绝不足以挑战政府的权威。拿破仑因此精明地使教会不再寻求复辟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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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对大革命做出任何和解的教皇庇护六世（教皇任期：1775—1799）在1799年离世，他的继承人庇护七世（教皇任期：1800—1823）急切地希望结束这10年来的宗教纷争。1801年，拿破仑与教皇签订了《教务专约》，帮助巩固了大革命带来的一些宗教方面的改变。协约宣布：天主教在法国是“大多数公民的宗教”。大部分的主教拒绝接受这一协约。从此以后，教皇将在第一执政，即拿破仑的推荐下，任命新主教。教会还放弃索回在大革命最初几年作为“国家财产”被出售的教会土地。这一协约促使教士的影响力在法国有所恢复，这从宗教典礼的数量和成为教士的人数的增长体现出来。拿破仑于1793年废除了让人混乱的官方历法，恢复了星期日和宗教节日，教会也对此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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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未与教皇商讨就颁布了《组织条款》，规定了高卢（法兰西）教会在法国的地位，削减了教皇的权力。如今教会实际上与其他所有组织服从同样的行政组织和治安管理；一名“宗教事务部长”将与其他的部长一起在巴黎办工。国家将支付神职人员工资。未经政府准许，法国的教堂内不许宣读教皇敕令，且教士在讲道台上必须宣读政府法令。在拿破仑统治下，教会可以自由从事宗教活动，但同时失去了一些独立性。小学生们被要求记住一段新的教理问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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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年，拿破仑与教皇庇护七世签订《教务专约》，使天主教会与法国在法国大革命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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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基督徒对统治他们的君主负有的义务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对拿破仑的义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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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爱、尊敬、服从、忠诚、兵役……我们还应该为他的平安、为国家精神上和世俗的繁荣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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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保护新教徒和犹太人，让他们能在法国从事自己的宗教活动。《教务专约》的一条保证了这两种宗教信徒(2)可自由礼拜。《组织条款》的其中一部分监督加尔文派，另一部分监督路德派。1808年颁布的一道帝国法令让地方宗教法院也管理犹太教事务，尽管犹太人的拉比与天主教神父和新教牧师不同，不从国家处领取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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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与教会的和解，使一些谨慎的左派的支持者与他疏远，尤其是被称为“意识形态家”（Ideologues）的团体。当巴黎圣母院举行了一场庄严的典礼庆祝《教务专约》后，一名将军直截了当地对拿破仑说：“一场不错的修士表演。只是为终结那一切而献身的10万人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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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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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一名属下后来描述拿破仑，觉得他有“永不停息的精神”。他吃得非常快，而且可以连续几天工作，几乎不用睡觉。在他那非凡的职业生涯中，他让人听写下超过8万封信件。他似乎可以消化传到他的办公室或战场司令部的任何信息，并迅速掌握与军事或行政上的大事相关的问题。但是他经常忽略那些他不特别感兴趣的事情，如经济和海军事务，在这两方面法国远远落后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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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仅仅是一名乐观主义者。他相信他最疯狂的征服之梦和帝国之梦必会成为现实。每个人都畏惧他的暴怒，尽管当他相信他的下属犯了错时，他可能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善解人意和宽宏仁慈。他很少授予他人实权，也不信任哪怕与他最亲密的顾问，不过他能容忍反对意见。拿破仑的领导风格变得愈发专制。他总是自作决定，且他的决定总是不可避免地选择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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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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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和帝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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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拿破仑让法国内部政局稳定，但法国与英、奥、俄组成的第二次反法同盟的战争并没有停止。1800年2月，当奥地利拒绝了拿破仑提出的以1797年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为基础议和的建议后，拿破仑回到战场上，重新占领米兰，并于1800年6月大败奥地利军队。法国和奥地利签订了《吕内维尔和约》（1801年2月），奥地利重新承认了《坎波福米奥和约》的条款，接受法国在意大利的既得利益，以及法国对南尼德兰(3)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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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奥地利战败，而俄国忙于与奥斯曼帝国交战，英国政府与法国在1802年3月签订《亚眠和约》。法国保留在欧洲大陆获得的巨大领地，而英国则将之前占有的所有法国殖民地还给法国。大不列颠除了赢得战争的结束，什么也未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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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欧，如今拿破仑可以任意瓦解神圣罗马帝国，并重新划分各德意志小邦国的领土。法国已经占领了莱茵河左岸，实现了将法国领土扩展到“自然界限”的民族主义梦想。因为法国的这次扩张牺牲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利益，所以必须给予这两个大国补偿。根据1803年的《帝国代表重要决议》（Imperial Recess），这两个德意志大国分别吞并了一些独立的德意志小国、教会领地以及大部分的自由城市。而其他最大的德意志邦国巴登、巴伐利亚、黑森卡塞尔以及符腾堡也都扩充了领土。法国在意大利的统治也得到了巩固。皮埃蒙特依旧被法国控制，而拿破仑亲自担任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总统。拿破仑在瑞士各州强制实施联邦宪法，将其变成海尔维第共和国后，他在这个战略要地建立起一支防御联盟。到了1802年，法国终于迎来了10年间的首次和平。拿破仑使他的国家处于欧洲的统治地位，这是自一千年前查理曼大帝时代以来从未有人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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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已不再满足于“第一执政”的头衔，在又一次公民投票后，拿破仑于1802年成为“终身执政”。于是他开始筹划在法国建立一个世袭帝国。尽管几千名逃亡者利用已公布的休战协议回到了法国，但是在1804年，一群保王党涉嫌企图暗杀拿破仑，这导致拿破仑对波旁家族采取行动，并加快称帝的步伐。拿破仑指控昂吉安公爵路易·德·波旁·孔代（1772—1804）——一名逃亡至巴登的波旁家族的成员——卷入了暗杀阴谋。法军进入巴登，逮捕了昂吉安公爵。尽管缺乏确凿证据，但是公爵还是立即受到审判，并在巴黎附近被处死。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公共舆论对此表示愤慨。德国作曲家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原本打算将《第三交响曲》（“英雄”）献给拿破仑，此刻他打消了这个想法，吼道：“这么说，他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如今他可以践踏人权，只纵容自己的野心；从现在开始，他会让自己比其他所有人都要高贵，并成为一名暴君！”保王党同谋者之一在被处决前悲叹道：“我们所做的超过了我们的期盼；我们本想让法国有个国王，而我们让她有了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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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民院、参议院以及另一次公民投票很快同意由执政府统治的共和国转变为帝国。1804年12月2日，教皇庇护七世为拿破仑涂油，使他成为皇帝。拿破仑等不及庇护七世的加冕，他将皇冠从教皇手中抢过来戴在自己头上。新公布的宪法表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矛盾：“共和国政府被委托给一位皇帝。”波拿巴，这个在热月党人统治时期的挥霍之风中拮据度日、默默无闻的军官，如今穿着一件很适合路易十四穿的红色天鹅绒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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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路易·大卫的《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1805—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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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气质比起和平地生活更适合遭受败仗。他嫉妒英国的海军和商业在地中海和西半球的至高地位，开始挑衅英国开展新的战争。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的海地在杜桑·卢维图尔的领导下，于1801年宣布独立（见第十二章）。1802年，迫于糖料种植园主的压力，拿破仑使法国重新控制了海地，并恢复了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法国军队俘虏了卢维图尔，并将他带回法国，随后他很快客死异乡。但是，多数占领海地的法国士兵死于热带疾病，而英国海军阻截了法国的增援部队。法军投降，法国最富裕的殖民地海地在1804年再次获得了独立。拿破仑企图将自己的帝国扩展到加勒比海的计划落空，他大喊：“该死的糖，该死的咖啡，该死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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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年，为了补偿法国由战争导致的财政损失，拿破仑将广阔的路易斯安那地区以6000万法郎(4)的价格卖给美国。若从现在来看，这对法国是一个极不划算的买卖。美国花了一笔微不足道的钱，让自己的领土面积增加了一倍。这场交易背后还有拿破仑的一种预想：这片法国的前殖民地将成为英国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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