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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英国的社会结构也有助于经济的发展。拥有土地的富裕的贵族、有钱的乡绅和热切的企业家之间的社会障碍减少了。不奉国教者（非圣公会新教徒）获得了基本的宗教宽容，其中有些人成为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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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实行的一般政策是不干涉商业。但是在18世纪实施关税以保护英国制造商的议会在19世纪20年代可以对外国的经济挑战不以为意，削减关税。议会为英国迅速发展的交通网拨款，以帮助商人和制造商。议会的圈地法案（促进了可耕地块的合并和公共土地的划分）帮助富裕的地主增加地产，提高土地的生产力，使地主们能够积累投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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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机械化逐渐改变的英国棉纺织业引领了工业革命，带动了其他行业。棉布迅速流行起来，使穷人们能够拥有衣服。棉布比羊毛、精纺布料以及其他布料更加容易清洗，也更便宜。棉衣与丝绸和亚麻衣物一样成为富人们的常备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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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物制造商成为英国工业社会的无冕之王，他们被尊奉为成功企业家的典范。1789—1850年，进口到英国的原棉(9)增长了50多倍，从每年约1100万磅上升到5.88亿磅。在同一段时期，英国棉布产量由每年的4000万码增加到20.25亿码。19世纪上半叶，棉织品出口约占英国出口总量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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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纺织业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间逐渐利用机械纺纱(10)（见第十章）。动力织布机的出现和以动力织布(11)突破了实现全面机械化生产的最后一处瓶颈。动力织布机迅速增多，从1813年的2400台增长至1833年的8.5万台，再增长到1850年的22.4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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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英国棉纺工厂的动力织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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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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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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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当时世界第二强的经济体，尽管在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时代的战争阻碍了法国经济发展。革命政府通过取消各地关税壁垒、统一税收，去除了对法国商人的部分障碍。但是法国的煤矿较少，产地也较为分散，离铁矿与运河所在地也相对较远，因此运输成本使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不但如此，法国的商品需求也低于英国，因为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人口只增长了30％，而英国人口则在同一时期翻了一番。法国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比英国缓慢，小型家庭农场依旧是其特征，且过高的农产品关税也不利于法国农业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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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和荷兰的银行相比，法国银行依旧比较原始。1800年拿破仑建立的法兰西银行的主要职责是为国家提供贷款。靠富有家族财产运行的为数不多的私人银行宁愿贷款给看上去风险更小的政府。不但如此，银行和投资者一样，万一破产，则面临着无限责任。法国政府特别规定储蓄银行没有权利投资私人产业，除非投资的公司获得了政府特别批准，如铁路修建公司。超过90％的付款必须是金银等金属货币，这让正常的商业交易也变得复杂。19世纪50年代以前，面额最小的钞票也要价值500法郎（相当于一位非技术工人差不多一年的收入）。因此银行很难吸引到普通的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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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公司的规模大小，法国政府与投资者都不太信任公司，这限制了可能创立的投资“股份公司”的数量。不但如此，许多公司是宁愿将利润投资于土地而不是扩大自身业务的谨慎的家族公司。许多农民家庭将钱藏在家中或花园里，筹集投资资本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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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纺织业生产也刺激了工业的发展。同时，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846—1847年的经济危机前期，法国的煤产量翻了3倍，生铁产量也翻了2倍。但法国工业的名声来自奢侈品生产，这些“巴黎的物品”有手套、伞、靴子以及精美家具，法国人也为此自豪。随着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在其刺激下，作坊生产（如酒桶、烟斗和钟表）扩张到了许多乡村地区，以满足更大的需求。以较低资本投资为特征的乡村工业依然是法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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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乡村木匠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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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制造商受益于国家资助的增加。1830年七月革命建立起的君主立宪制的七月王朝（1830—1848）（见第十五章）增进了商业利益，有时候政府依旧实行保护特殊利益（如纺织品制造商的利益，他们害怕来自英国的进口产品的竞争）的高额关税。对商业和工业征收的税极低。政府购买沿线的土地和桥梁，保证投资铁路发展将获得的最低限度的回报，对法国铁路的开创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破产法不再那么苛刻，并使破产者免于监禁这种耻辱性的惩罚。新的立法使投资者能更加方便地联合在一起建立新的公司，哪怕这些人彼此并没有关系，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他们彼此不认识，因此这类公司名为“匿名公司”（société anonyme）。政府还通过镇压共和党人，以及19世纪30年代早期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获得了商人的好感。不但如此，在法国的罢工运动一直到1864年才合法，而英国则早在1824年就废除了《结社法》（1799—1800），使罢工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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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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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诸国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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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诸国，其工业化进程落后于英法两国。三大因素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独立国家复杂的通行费和关税体系（这是任何装载商品的车船都必须经受的财政上的狂轰滥炸）。德意志诸国在整体上来说农村地区占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在1816年到1872年间基本上没有下降。不但如此，1846年发生的粮食歉收，以及随后的农业萧条，再加上1848年革命（见第十六章），导致德意志的经济发展如同法国一样暂时性处于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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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纺织业开始在德意志三个人口最多的地区——莱茵兰、萨克森以及西里西亚发展起来（见地图14.3）。柏林成为机器生产中心。鲁尔盆地的煤矿资源占整个欧洲的一半，煤矿开采和铁的生产在那里发展。普鲁士政府任命主管在私营企业董事会任职，并从英国引进技术专家，以帮助发展工业。政府还鼓励技术教育，并建立协会以加快工业化进程。到了19世纪40年代，普鲁士银行开始作为股份制信贷银行运作起来，提供投资资本，正是投资资本的缺乏限制了德意志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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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诸国在1834年建立起关税同盟（Zollverein，见地图14.4），向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迈了一大步。关税同盟是由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构想出来的，他是一名制革工人之子，后来公开支持修筑铁路。李斯特称德意志诸国内部的关税同盟和铁路修建是经济发展中的“连体双胞胎”，他于1819年提议废除德意志诸国内部所有的关税，尽管不同于其他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坚持要求实施保护性关税，以保护德意志工业免遭英国进口产品的威胁。李斯特热烈呼吁德意志诸国的政治统一，他相信德意志人只有通过关税改革，才能使自己不致“降格为英国人的运水工和伐木工……待遇甚至不如被践踏的印度人”。参与关税同盟的德意志国家占据整个地区领土的五分之四。它为德意志经济、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扩大了制成品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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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4.4 1834年的德意志关税同盟 图中标出了德意志关税同盟内的国家和城市。它由普鲁士领导，是德意志国家降低关税和协调经济活动的首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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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尔盆地，年轻的阿尔弗雷德·克虏伯（1812—1887）在14岁时，开始管理他已故父亲在埃森的小型的钢铁制造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职员、写信员、收银员、铁匠、熔炼员、捣焦炭工、（以及）转化炉旁的守夜人”。1832年，他的工厂因为没有生意几乎关门。1848年，他为了支付工人工资，熔化了家中的银器。最终，他等到了来自俄国的制刀叉的订单，接下来的订单要求他为德国铁路制造钢制弹簧和轴承。1851年，在伦敦的水晶宫，他展出了火车车厢的车轴，以及钢铸炮筒闪闪发光的大炮，后者是他最新且最为成功的产品。从此之后，克虏伯的钢铁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生产出来的枪支数量和质量都在不停提升。克虏伯在1848年只雇了72名工人，到了1783年，他的雇工已达1.2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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