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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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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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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该夸大欧洲中产阶级的凝聚力。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以及俄国这些仍由贵族统治的国家相比，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德意志诸国以及意大利北部城邦这些经济和社会正慢慢被工业革命改变的国家，中产阶级的人数和影响力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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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认为自由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理论与其看待世界的方式相仿，其中家庭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家庭中的男人和女人至少在理论上各司其职。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宗教和教育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同时，虽然人们有时认为19世纪的中产阶级是节俭的，但一种舒适文化的发展体现出了这个阶级的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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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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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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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洲经济的转变，中产阶级愈发壮大且多样化。中产阶级包含所有既没有贵族头衔，也不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或农民的人。“中产阶级”与“市民”这两个术语最早出现于中世纪，指的是住在吕贝克、不莱梅以及汉堡等城镇的享受特殊权利(12)、甚至被统治者赐予独立地位的居民。到了19世纪，西欧的中产阶级大约占据总人口的15％到25％，不过在瑞典、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中产阶级则少得多。19世纪早期的俄国中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和东正教神父在内，还不到总人口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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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中产阶级有各种各样的经济状况、从事职业、受教育程度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我们可以将这个阶级想象成一座社会金字塔：最上层的是一小群联系密切的银行家族、工业巨头、最富有的批发商人以及一些顶级政府高级官员和大使。在这个极富有的群体之下的是律师和公证人(13)，以及靠商业、出租地产和获利丰厚的政府职位赚到不少钱的家族。总的来说，他们需要一些资源、关系以及信贷来赚钱。在柏林，五分之四的企业家都是银行家、制造商或商人之子。他们的父亲将他们带入这个行业，或借给他们足够的资金让他们能够独立经商。而在这个金字塔最底层的是“小资产阶级”，贵族和富裕的中产阶级经常不留情面地拿他们开涮。这个阶层的人包括相对富裕且未来有些许期盼的店主、葡萄酒商、职位较低的官员、学校教师、咖啡店老板已经一些手工艺人，特别是那些奢侈品行业的工匠，诸如金银匠，他们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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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富裕商人和企业家渴望得到社会声望，而社会声望依旧与拥有土地密切相关。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法国、德意志诸国与意大利城邦的中产阶级拥有的土地在全部土地中的比重飞速上升。由于西欧大部分地区土地所有权（特别是缴纳的土地税）依旧是选举权的基础，这使得中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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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在维也纳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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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地的精英不论是否是贵族都一直在英国处于社会地位的顶端，尽管从1800年到1850年，他们所占国家财富的比例从约20％下降到了约10％。一些英国的“乡村绅士”依旧鄙视那些被他们嘲讽为“印花布染工”和“店主”的人，尽管如今一些贵族是靠家族在一个世纪前通过商业或工业赚到的财富而获得贵族头衔的。同样，因为英国依旧实行长子继承制，一些家族的次子或三子只得离开乡村成为商人，他们与普鲁士的同行不同，并不以此为耻。许多贵族家庭很高兴他们有后代与富商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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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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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理想和社会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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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成了受人尊敬且被人争相效仿的职业。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詹姆斯·密尔(14)（1773—1836）在政治上支持中产阶级，他称中产阶级为“社会中最智慧且最道德的那部分”。密尔在作于1820年的《论政府》中谴责贵族们自私地只关注他们的地产利益：“可以说，他们一边睡觉一边变得更富有，不需要工作、承担风险、勤俭持家。以社会公正的普遍原则来看，他们凭什么拥有如此的财富？”在西班牙，中产阶级（繁荣的港口巴塞罗那的银行家、制造商，商人，马德里的律师和官员）称他们自己为“有用的阶层”，与那些所谓的“无所事事”的贵族形成鲜明对比。许多英国、荷兰以及一些德意志邦国的中产阶级受到新教福音派的影响，这种思想强调辛苦劳动的救赎本质。1847年，一份巴黎报纸这样定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并非一种阶级，而是一种社会地位，有些人获得了那个地位，另一些人失去了。辛勤工作、勤俭节约且能力出众才能获得这一地位；腐化堕落、挥霍无度且懒散度日则意味着失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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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这一观念逐渐在欧洲发生了改变。甚至在普鲁士，19世纪早期强调不变的社会等级结构和必须服从的教科书也逐渐变成了讨论辛勤工作、自律以及勤俭节约这些美德。中产阶级认为自身财富的增长是获得体面的最佳保证。而破产似乎是比死亡还要悲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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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的理想由此诞生。然而社会地位的快速提升仍然相当困难且极为稀有。的确有轰动的成功的故事。五金商及马具商之子、威尔士人罗伯特·欧文最初的职业是职员，接下来他靠卖布为生，然后他靠借来的一笔资金，开始了自己的纺织业生意，成为苏格兰蓬勃发展的大型工厂新拉纳克工厂的股东之一。而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1788—1858）则是另一典型。他的家庭有些土地，他的祖父挨家挨户售卖商品，而他的父亲则成为兰开夏郡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到了1790年，皮尔成为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并作为罗伯特·皮尔爵士进入议会。可以肯定的是，相对富裕的匠师工匠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然而在艰难时期，那些小资产阶级有可能沦为工人阶级。遭受经济危机或个人的灾难的可能性一直困扰着这样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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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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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不断上升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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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使律师、医生以及公证人人数大增。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志向仍要超过他们自身的收入和声望。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的小说中，年轻的中产阶级“就像罐子里的蜘蛛那样，互相厮杀”。尽管律师人数在不断上升，但是他们的名望依旧不高。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法国讽刺漫画家奥诺雷·杜米埃（1808—1879）笔下的律师傲慢、自私且麻木，与主持公道相比，他们对收取高额费用更感兴趣。但是在英国和其他地方，18世纪的“欺诈律师”形象逐渐被19世纪的“尊敬的律师”所取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公证人也获得了财富和地位。他们通过登记和保存所有权证书挣得（虽然一些客户不乐意用“挣得”这个词）的费用有时可超过财产价值的10％。他们还负责起草婚姻文件、嫁妆以及遗嘱。因此，在大多数国家，公证人一直如同忏悔神父一般知晓或者至少能够猜出涉及他们客户财富的最隐私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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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西欧医生的人数也在飞速增长，尽管他们依然在努力让公众认可自己是专业人士而非手艺人。一些杰出的研究学者默默工作，反倒是一些臭名昭著的骗子却获得了公众的一片喝彩。这些骗子有的装成法国医生，声称自己已证明梅毒没有传染性，以使那些付钱给他的人安心。医生可用的治疗方法有限，这也使他们无法获得更高的名望。人们普遍相信那些根植于迷信的古老的治疗方法。19世纪中叶伦敦的大部分医院建于1800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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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米埃描绘的为案件辩护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