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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这一观念逐渐在欧洲发生了改变。甚至在普鲁士，19世纪早期强调不变的社会等级结构和必须服从的教科书也逐渐变成了讨论辛勤工作、自律以及勤俭节约这些美德。中产阶级认为自身财富的增长是获得体面的最佳保证。而破产似乎是比死亡还要悲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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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的理想由此诞生。然而社会地位的快速提升仍然相当困难且极为稀有。的确有轰动的成功的故事。五金商及马具商之子、威尔士人罗伯特·欧文最初的职业是职员，接下来他靠卖布为生，然后他靠借来的一笔资金，开始了自己的纺织业生意，成为苏格兰蓬勃发展的大型工厂新拉纳克工厂的股东之一。而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1788—1858）则是另一典型。他的家庭有些土地，他的祖父挨家挨户售卖商品，而他的父亲则成为兰开夏郡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到了1790年，皮尔成为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并作为罗伯特·皮尔爵士进入议会。可以肯定的是，相对富裕的匠师工匠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然而在艰难时期，那些小资产阶级有可能沦为工人阶级。遭受经济危机或个人的灾难的可能性一直困扰着这样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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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不断上升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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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使律师、医生以及公证人人数大增。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志向仍要超过他们自身的收入和声望。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的小说中，年轻的中产阶级“就像罐子里的蜘蛛那样，互相厮杀”。尽管律师人数在不断上升，但是他们的名望依旧不高。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法国讽刺漫画家奥诺雷·杜米埃（1808—1879）笔下的律师傲慢、自私且麻木，与主持公道相比，他们对收取高额费用更感兴趣。但是在英国和其他地方，18世纪的“欺诈律师”形象逐渐被19世纪的“尊敬的律师”所取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公证人也获得了财富和地位。他们通过登记和保存所有权证书挣得（虽然一些客户不乐意用“挣得”这个词）的费用有时可超过财产价值的10％。他们还负责起草婚姻文件、嫁妆以及遗嘱。因此，在大多数国家，公证人一直如同忏悔神父一般知晓或者至少能够猜出涉及他们客户财富的最隐私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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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西欧医生的人数也在飞速增长，尽管他们依然在努力让公众认可自己是专业人士而非手艺人。一些杰出的研究学者默默工作，反倒是一些臭名昭著的骗子却获得了公众的一片喝彩。这些骗子有的装成法国医生，声称自己已证明梅毒没有传染性，以使那些付钱给他的人安心。医生可用的治疗方法有限，这也使他们无法获得更高的名望。人们普遍相信那些根植于迷信的古老的治疗方法。19世纪中叶伦敦的大部分医院建于1800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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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米埃描绘的为案件辩护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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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医生们开始组建起职业协会。1832年英国医学会成立，目的是鼓励建立标准化培训和职业身份认同。在一些国家，外科医师有史以来第一次至少根据法律需要先进行医学培训，然后才能做外科手术。1858年英国颁布的《医疗法案》规定了医生的标准证书，但医生要求拥有这些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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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业也逐渐开始备受尊重。1820年，苏格兰作家沃尔特·司各特评价他侄子的未来时说，如果军队适合这位年轻人，他可能在那儿获得成功，但如果不适合军队，“成为一名会计再好不过。这是一种备受尊敬的职业”。工匠或农民之子也可以加入兽医学和药理学等新兴行业。神职人员和教师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自中产阶级。国家影响范围需要更多的官僚，这成为吸引中产阶级出身者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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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中产阶级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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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相信家庭为社会秩序提供最佳保障。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坚持男女各司其职的观念。教育和宗教活动（无论有多么不同）为中产阶级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文化。18世纪末到19世纪早期，福音派热潮席卷英国，欧洲大陆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明显的宗教热情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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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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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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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地选择婚姻对象，得到一笔丰厚的嫁妆和富有的媳妇或女婿，可以维持甚至提升家庭的财富和地位。满足这一要求的贵族变得愈发稀少。欠考虑或不相称的婚姻，即双方社会等级相差很大的婚姻，一直是小说和戏剧中的流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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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可以在选择伴侣发挥积极的作用，事实也的确越来越表现出这一倾向。未来的另一半越来越可能坚持要求在安排婚姻时顾及自己的想法。一名巴黎女性告诉她的父亲，她不能嫁给“某个我不爱的人……为了让我的一生得到许多……若我不爱他，不渴望他，我该如何留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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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产阶级着眼于保证后代的未来，从1820年左右开始尝试避孕，让自己的后代限制在一到二位。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鼓励计划生育，他告诫世人：“比起增加孩子，一个人更必须增加自己的储蓄账户。”性交中断法以及其他基本避孕法无疑被更广泛地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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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和青春期的概念在中产阶级家庭里发展起来。“孩子的房间”和小孩自发地与父母或客人见面的“孩子的时间”是中产阶级的概念。在工人阶级和农民家庭中，空间不足，儿童没有独立的房间或区域。大多数工人和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旦身体条件允许他们工作，就不得不开始工作。许多当学徒的孩子不是与家人一起生活，而是和所选择的行业的匠师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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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养育孩子也是一种投资（当然还有投资以外的许多内容），因此父母必须让他们作好准备，接手家庭重任，并将自律、自力更生这些品质传承给他们的后代。德意志人称之为教化，即训练教养与性格，这成为19世纪许多小说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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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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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职及家庭生活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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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世纪中产阶级而言，家庭是秩序的基础，也是英国人所称的“美德的温床”。许多男性认为女性停留在家内的领域是“有道德的”，是肩负着使家庭舒适、幸福、整洁的责任的“天使”。但尽管许多中产阶级坚持认为女性应该只有在有迫切的困难且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才能工作，许多中产阶级妇女从事商业，在她们丈夫的商店里充当无薪职工，或是在丈夫的法律事务所、医疗室、公证处担任接待员或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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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家庭生活崇拜（cult of domesticity）也日渐成为男子气概中的基本部分：男人为家庭提供所需之物，是家庭未来的保障。然而到19世纪中叶，英国人观念中的“男子气概”变成了强调体力。越来越多的男人加入运动俱乐部。牛津与剑桥大学演变为推崇运动员的英勇的睥睨他者的男性空间。这一趋势也许体现出人们意识到女性在英国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可能性的威胁后，以及对英国大学里和蓬勃发展的都市中的同性恋亚文化作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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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地位仍与她丈夫或父亲的地位紧密联系。在法国，《拿破仑法典》使男性在法律上人人平等，但是女性却不得不屈服于她们丈夫（或父亲）的意愿。英王乔治四世（统治时期：1820—1930）于1820年即位后，试图威胁指控他的妻子卡罗琳通奸，阻挠她从意大利回国，从而阻止她成为王后。但英国的妇女们，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女性为卡罗琳上书请愿，谴责国王实施双重标准，因为国王自己也有臭名昭著的婚外恋，此后国王被迫放弃计划，承认了王后。一首歌谣号召妇女们团结起来，支持卡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