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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属于女人的领域，包括监督孩子和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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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妇女负责照料孩子，安排并监督饭菜的准备，管理仆人，关注家庭的社会责任。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孩子的教育，是正式的学校教育的补充，并对孩子进行一些宗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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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者开始挑战女性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她们为“男女各司其职”这一议题进行辩论。一些女性如今要求获得投票权。哈丽雅特·泰勒·密尔（1807—1858）在她的《女性的解放》（1851年匿名发表）一文中强调，社会不公平地单凭性别因素判断出某些人低劣一些，因此不值得拥有投票的权利。18年后，她的长期伴侣和未来的丈夫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发表了《女性的屈从地位》（1869）一文。密尔声称女性和男性一样应该能在由市场关系所确立的社会里平等竞争。女性主义者要求已婚妇女也应有权控制由她们带入婚姻中的财产。但是妇女权利的反对者将女性主义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行径或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浪潮相提并论。许多上流社会的英国人仍认为女权主义是“不体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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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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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出一种以舒适和私密为基础的文化。当时大部分的中产阶级都有条件雇用一个或诸多仆人，家中有多个房间。他们中间最富有的往往占据着公寓的第二层，但很少住在紧贴地面的第一层，那是给看门人居住的。同一栋公寓中不那么富裕的邻居则需徒步爬上更高的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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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850年的一座巴黎公寓的截面图。注意除了看门人所在的第一层楼外，楼层越高意味着里面的住户越不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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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甚至餐厅和楼内公证人、律师、医生的办公室成为独立的房间。富有中产阶级特色的室内风格慢慢形成，其中有民族和地域差异。沙龙的配套布置往往包括一两个大衣橱、有抽屉的柜子、一套优雅的桌椅、产自法国利摩日的瓷器、英国韦奇伍德的瓷器、水晶杯、时钟、烛台和挂在墙上的一两幅画作或印刷品。所有这些布置世代相传。德意志的装饰风格特色是墙纸和零散放置的简朴的家具。钢琴和其他乐器在家中更为常见，为家庭演唱伴奏。抽水马桶开始取代户外厕所以及便壶，过去人们唐突地往窗外倒便壶中物时，造成了许多灾难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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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尤其热爱家中的物品，其热情已接近痴迷。他们不再简单地装饰房间，而将自己的住宅里塞满了瓷器、地毯、壁炉台、雕像、装饰华美的炉栏和茶壶。他们认为家具与室内装饰是某种道德素质的体现，能够暗示房主过的是好日子。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家的认同也可以说体现了阶级区隔受到的威胁，这种威胁在一个社会变迁巨大的世纪确实存在。来历可疑的古董或从奇异品商店购买的殖民地物件仿造品等新奇物品现在的眼光来看也许品味相当糟糕。但是这些新奇的物品使拥有者可以对抗批量生产出的物品的潮流，并可通过新奇之物反映自己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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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罗马谚语“人靠衣装”在19世纪中产阶级中得到了印证。中产阶级的男士们身穿黑色西装，也许还会戴上让他们显得容光焕发的羊绒围巾。他们的妻子的穿着相对简单，用珠宝显示出家族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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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上半叶读者的增加促进了小说、历史著作、诗歌、文学评论、报纸和政治小册子的飞速增长，反映出中产阶级兴趣的多样性。读书俱乐部和书店十分活跃。巴尔扎克的小说在法国首次出版时，分期连载在报纸头版的底部，作者按字数获得酬劳。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也是以每月一次的连载首次为公众所认识。他的《匹克威克外传》在英国吸引了4万名忠实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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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遣旅行在中产阶级中更为常见。这也成了一种行业。1835年，在德意志的莱茵兰，一名叫卡尔·贝德克尔（1801—1859）的年轻的出版商出版了一份莱茵河沿岸观光指南。接下来他很快出版了巴黎、德意志诸国、奥地利、比利时和荷兰的旅游指南。1841年的英国，托马斯·库克（1808—1892）第一次组织了集体远足，当时他租了一辆特殊的列车运送一批工人参加一场戒酒会。4年后，他建立起第一家旅行社，在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时，因人们对其服务的需求而有所发展。很快，库克就把游客送到远至意大利和希腊的古迹。中产阶级开始把旅游看作是提高自身素质的一种手段。他们去博物馆和其他景点观光。伦敦的国家美术馆于1824年首次对外开放，同一时期对外开放的还有柏林旧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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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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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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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教育使中产阶级日益拥有相同的文化背景。普鲁士的中学大约是全欧洲最优质的，它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课程，其中有相当多的宗教教育。在英国，逐渐变化的中学课程反映出企业家理想的胜利。英国精英长期接受的都是古典课程，配以以体罚为特色的斯巴达式纪律。拉格比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1795—1842）进行改革，通过测验和奖品激励的学术竞争，使学生表现更为出色。阿诺德的改革使英国现存的“公立”中学（在美国这些中学会被认为是私立的）重现活力，新的中学也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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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弗朗索瓦·米勒的《阅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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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许多商人依然认为，实践才是接手家族事业最好的准备。在法国，富有的店主有时会让自己的孩子在11—12岁离开学校，他们觉得孩子在学校学的知识与他们未来的工作毫无关联。一些拥有家族企业的企业家宁愿把儿子送往其他公司，有时甚至送到其他国家，让他们从实践中获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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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支持的世俗化教育，只是缓慢地削弱了公共生活中宗教的作用。在法国，1833年下议院通过了《基佐法》(15)，规定每个村庄都必须有一所小学。由神职人员管理的私立学校依旧存在，而且在许多地区，这是唯一的教育场所。在信仰天主教的国家，中产阶级家庭将女孩送到修道院学校学习绘画、音乐和舞蹈。但大量世俗教师的任职逐渐削弱了天主教会对教育的控制。在法国，自由派和共和派人士反对教会在公共生活中的明显作用，他们要求成立培养世俗的民族主义价值观的公立学校。在德意志诸国，公共教育成为天主教与世俗权威斗争焦点，但国教依旧对公共教育拥有更大的影响。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城邦，神职人员依然控制着学校教育。但是到了1847年，皮埃蒙特成为欧洲第一个建立公共教育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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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的教育体制确实使比从前更多的人获得了基础阅读和书写技能。此时西欧的识字率超过50％。但社会壁垒依旧难以跨越。能够负担中学学费的家庭相对稀少，而中学可以使孩子掌握薪水更高的职业所需的更高级的技能。19世纪40年代初的法国，只有2‰的人上过中学。一些工人阶级家庭甚至依旧反对孩子去小学学习，不但因为他们无法支付并不高昂的学费，也因为他们需要孩子的工资增添家庭收入，无论数额多小。女性进入中学的机会十分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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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年轻人为了在法律界、医学界、教会或行政部门工作而进入大学。哪怕在俄国，大学生人数也翻了3倍，从1825年的1700人增加到1848年的4600人，但是与超过5000万的总人口相比，大学生依旧极为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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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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