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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中产阶级也认为，宗教通过教导工人自尊，可“教化”工人。到了19世纪中叶，超过260万儿童在主日学校学习，这些学校很多都是工人阶级建立的，现在为这些工人阶级服务。它们为工人的子女提供了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教育、社交以及休闲机会。的确，“体面”、勤劳和自制的美德并非中产阶级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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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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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模棱两可的自由主义：唯意志论和国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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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社团以及其他自发成立的协会成为中产阶级生活的一部分。一些仅以休闲活动为目的成立的组织体现了上等阶层的社会地位优越感，诸如伦敦西部入会限制严格的俱乐部和巴黎亲英派赛马俱乐部。法国的中产阶级逐渐加入“社交圈”，德国大学的学生组织起决斗兄弟会（Burschenschaften）。中产阶级的女性也组成了她们自己的俱乐部，这是她们少有的参与公众场合的机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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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举办慈善活动。在许多地区，这些慈善活动与有组织的宗教仍然密切联系。公众越来越了解许多工人与其家人生活的凄惨境地，这使享受更多特权的阶级进行了盛大的慈善活动。这些慈善团体与英国北部工业城镇的制造商、商人以及同行协作，努力通过改变下层阶级的行为（如鼓励他们多去教堂少喝酒）来“教化”他们。到了1860年，伦敦至少有640个慈善组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成立于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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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唯意志论的传统正在发展，自由主义拒绝干预，但对民众起义的恐惧可能使自由主义趋于温和。法国和英国的更专业化警察部队缓解了中产阶级的不安。英国的内政大臣罗伯特·皮尔(16)在伦敦组建了一支非武装的市政警察部队。为了纪念他的作为，人们以“鲍比”(17)称呼这些警察。19世纪中叶，拥有40万人口的柏林仅由200名警察监管，他们行事如同军队一般精准无误，有时还会显得残酷无情。英国、德意志、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城市建立起由平民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只有有产者才能成为自卫军成员。这种队伍有时会成为各地警察、国家警察以及常规军队的补充力量，他们可能被要求去平息当地的骚乱、保护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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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一个慈善机构为儿童供应价值半便士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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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到1830年，一些西欧自由主义者开始意识到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带来的社会后果。他们并不反对富人变得更富，而是担心穷人会变得更穷。杰里米·边沁的一些追随者和其他人开始支持政府的社会改革。自由主义者反对奴隶制，他们认为这种制度与英国的自由和道德观不符。这些运动也体现出基督教福音派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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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穷人的教育，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流传。英国作家汉娜·莫尔（1745—1833）认为贫困儿童应该学习如何阅读，这样他们可以学习《圣经》，但是他们可以不学书写，因为这种技能可能让他们拒绝社会从属地位。英国的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预见到农民所能提供的粮食将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他相信教育可以让普通人意识到“骚乱的愚蠢和无效”，从而让他们“耐心忍受他们所遭受的不幸”。但是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改革者对教育的态度乐观得多。英国的全国协会（National Society）为争取全民教育运动。布鲁厄姆男爵亨利（1778—1868）认为工人阶级若能受到教育，社会将会进步。于是在1826年，他建立了有益知识传播协会，让普通人也能购买廉价的小册子和其他“进步文学”作品。布鲁厄姆和他的追随者建立起许多技工学校，为工匠和技术工人讲解企业家理想。这些学校存在的时间大多很短。但是英国的教育改革发展缓慢，至少部分原因是国家几乎没有给予任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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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许多贫困子弟去主日学校、慈善学校或“妇孺”学校（dame school，本质上是收费的日托中心）上学。而国家所做的只是派检查员能够承担学校建设或得到过政府随便下发的资金的城镇与堂区建立的学校。在欧洲大陆，只有瑞士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实行小学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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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大力支持政府为社会改革进行更多的干预。他震惊于似乎只有极少数富人关心工人阶级糟糕的生活状况。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一书中，他否定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乐观主义的判断，国家鼓励工人建立合作社，以此帮助工人。密尔的《论自由》（1859）声称最能判断个人的利益的就是个人本身，但是他哪怕在为个人自由辩护时，他也主张不再实行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不但如此，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还支持女权等事业，参与呼吁经济公平的工会活动，这些都显示出自由主义从自由放任原则转向一种关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公平的政治理论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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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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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工业革命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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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固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然而人们不该高估这些基本变化在19世纪的速度和程度。哪怕在英国、法国以及普鲁士这三个工业化程度最高的欧洲大国，1850年工厂工人人数只占总人口的2％到5％。欧洲的许多地区，产业工人（特别是矿工）在每年甚至每天的某个时期依旧会回家在田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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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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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延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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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大部分农村居民并不是土地的所有者。无地劳动者是欧洲农村人口中最多的一类，他们的人数在19世纪急剧增长。农工工资下滑，农村人口长期处于未充分就业或失业状态。地主雇用短期工，这对工人不利。1807年，普鲁士废除了农奴制，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易北河以东的大庄园寻找工作。人口增长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更大压力。然而哪怕农民拥有土地，他们也不一定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因为许多土地太小，难以获利，或者土地过于贫瘠。在普鲁士和西班牙南部，大量小农场主无法维生，以廉价出售土地，导致无地劳动者人数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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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头20年，来自乡村的抗议越来越多。1830年是艰难的一年，旅行者发现许多人饿死在路上，他们的胃里除了蒲公英外什么也没有。英国南部和东部地区，富裕的地主已开始使用打谷机，导致许多帮工失去了工作。谷物通过这些便携式机器的滚筒进入一个转筒。这种打谷机可以安置在任何谷仓里或田野上，由一两匹马牵引操作。打谷的劳动不再为人所需要的农场工人开始砸毁打谷机。抗议者有时受到当地工匠和小地主的支持，工匠的生计也受到机械化的威胁，小农场主买不起机器，于是被买得起机器的更加富裕的同行挤出了竞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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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英国的面包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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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寄给地主的字迹潦草的威胁信署名为“斯温上尉”（Captain Swing）(18)。于是斯温成为一个象征大众正义的神话般的人物，这位虚构人物的创造是想让地主们认为劳工人数众多，并已形成足以迫使地主放弃使用机器（确实有少数地主这么做了）的组织。当局政府参与进来，逮捕嫌犯，将其中一些人流放至澳大利亚，将19人处死。从1839年到1849年，威尔士也发生了类似的骚乱，穷人袭击收费站，这被称为“丽贝卡骚乱”，同样得名于一个虚构的社会不公的修正者。在葡萄牙，妇女在1846年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前政府试图进行圈地，强迫农民登记他们拥有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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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贫困尤其困扰着欧洲大陆。普鲁士政治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1817年寒冬来到莱茵兰地区，遇见了“被毁灭的人，他们不成人形，徘徊在未收获便已半数腐烂的未成熟的土豆田里，寻找着食物”。自18世纪以来，东欧的农村生活状况似乎每况愈下。俄罗斯的农奴和巴尔干地区的农民仍然住在小木屋中。在瑞典，农民居住的红色小屋以拥挤闻名；许多人在艰难时期依靠堂区的救济度日。农民在白天依靠壁炉取暖，到了晚上则与动物挤在一起取暖。他们的屋中窗户极少，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风吹雨淋（在瑞典，一些窗户依旧由动物的薄膜覆盖）。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窗户少的原因是农民要减少门窗税。一名旅行者描述罗马尼亚农民居住的茅舍：“地上挖了一个坑，上面支撑起一个屋顶，屋顶上盖的往往是草皮，很少是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