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91652
1706491653
关于穷人的教育，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流传。英国作家汉娜·莫尔（1745—1833）认为贫困儿童应该学习如何阅读，这样他们可以学习《圣经》，但是他们可以不学书写，因为这种技能可能让他们拒绝社会从属地位。英国的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预见到农民所能提供的粮食将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他相信教育可以让普通人意识到“骚乱的愚蠢和无效”，从而让他们“耐心忍受他们所遭受的不幸”。但是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改革者对教育的态度乐观得多。英国的全国协会（National Society）为争取全民教育运动。布鲁厄姆男爵亨利（1778—1868）认为工人阶级若能受到教育，社会将会进步。于是在1826年，他建立了有益知识传播协会，让普通人也能购买廉价的小册子和其他“进步文学”作品。布鲁厄姆和他的追随者建立起许多技工学校，为工匠和技术工人讲解企业家理想。这些学校存在的时间大多很短。但是英国的教育改革发展缓慢，至少部分原因是国家几乎没有给予任何指导。
1706491654
1706491655
英国许多贫困子弟去主日学校、慈善学校或“妇孺”学校（dame school，本质上是收费的日托中心）上学。而国家所做的只是派检查员能够承担学校建设或得到过政府随便下发的资金的城镇与堂区建立的学校。在欧洲大陆，只有瑞士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实行小学义务教育。
1706491656
1706491657
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大力支持政府为社会改革进行更多的干预。他震惊于似乎只有极少数富人关心工人阶级糟糕的生活状况。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一书中，他否定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乐观主义的判断，国家鼓励工人建立合作社，以此帮助工人。密尔的《论自由》（1859）声称最能判断个人的利益的就是个人本身，但是他哪怕在为个人自由辩护时，他也主张不再实行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不但如此，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还支持女权等事业，参与呼吁经济公平的工会活动，这些都显示出自由主义从自由放任原则转向一种关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公平的政治理论的演变。
1706491658
1706491659
1706491660
1706491661
1706491662
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79]
1706491663
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工业革命的冲击
1706491664
1706491665
工业革命固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然而人们不该高估这些基本变化在19世纪的速度和程度。哪怕在英国、法国以及普鲁士这三个工业化程度最高的欧洲大国，1850年工厂工人人数只占总人口的2％到5％。欧洲的许多地区，产业工人（特别是矿工）在每年甚至每天的某个时期依旧会回家在田里劳动。
1706491666
1706491667
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80]
1706491668
土地上延续的情况
1706491669
1706491670
欧洲的大部分农村居民并不是土地的所有者。无地劳动者是欧洲农村人口中最多的一类，他们的人数在19世纪急剧增长。农工工资下滑，农村人口长期处于未充分就业或失业状态。地主雇用短期工，这对工人不利。1807年，普鲁士废除了农奴制，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易北河以东的大庄园寻找工作。人口增长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更大压力。然而哪怕农民拥有土地，他们也不一定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因为许多土地太小，难以获利，或者土地过于贫瘠。在普鲁士和西班牙南部，大量小农场主无法维生，以廉价出售土地，导致无地劳动者人数激增。
1706491671
1706491672
19世纪头20年，来自乡村的抗议越来越多。1830年是艰难的一年，旅行者发现许多人饿死在路上，他们的胃里除了蒲公英外什么也没有。英国南部和东部地区，富裕的地主已开始使用打谷机，导致许多帮工失去了工作。谷物通过这些便携式机器的滚筒进入一个转筒。这种打谷机可以安置在任何谷仓里或田野上，由一两匹马牵引操作。打谷的劳动不再为人所需要的农场工人开始砸毁打谷机。抗议者有时受到当地工匠和小地主的支持，工匠的生计也受到机械化的威胁，小农场主买不起机器，于是被买得起机器的更加富裕的同行挤出了竞争市场。
1706491673
1706491674
1706491675
1706491676
1706491677
1830年英国的面包骚乱。
1706491678
1706491679
一些寄给地主的字迹潦草的威胁信署名为“斯温上尉”（Captain Swing）(18)。于是斯温成为一个象征大众正义的神话般的人物，这位虚构人物的创造是想让地主们认为劳工人数众多，并已形成足以迫使地主放弃使用机器（确实有少数地主这么做了）的组织。当局政府参与进来，逮捕嫌犯，将其中一些人流放至澳大利亚，将19人处死。从1839年到1849年，威尔士也发生了类似的骚乱，穷人袭击收费站，这被称为“丽贝卡骚乱”，同样得名于一个虚构的社会不公的修正者。在葡萄牙，妇女在1846年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前政府试图进行圈地，强迫农民登记他们拥有的土地。
1706491680
1706491681
农村贫困尤其困扰着欧洲大陆。普鲁士政治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1817年寒冬来到莱茵兰地区，遇见了“被毁灭的人，他们不成人形，徘徊在未收获便已半数腐烂的未成熟的土豆田里，寻找着食物”。自18世纪以来，东欧的农村生活状况似乎每况愈下。俄罗斯的农奴和巴尔干地区的农民仍然住在小木屋中。在瑞典，农民居住的红色小屋以拥挤闻名；许多人在艰难时期依靠堂区的救济度日。农民在白天依靠壁炉取暖，到了晚上则与动物挤在一起取暖。他们的屋中窗户极少，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风吹雨淋（在瑞典，一些窗户依旧由动物的薄膜覆盖）。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窗户少的原因是农民要减少门窗税。一名旅行者描述罗马尼亚农民居住的茅舍：“地上挖了一个坑，上面支撑起一个屋顶，屋顶上盖的往往是草皮，很少是稻草。”
1706491682
1706491683
越往东走，就有越多的农民仍然受到对领主和国家的义务的束缚。俄国的农奴需要领主的许可，才能离开村庄。在西里西亚地区，农民一家依旧需要每年为领主服超过100天的劳役，要为此交出一群牲畜。此外，他们还须修路，以实物形式付款。农民还要将相当于产出的三分之一的钱款作为税上交给领主或国家。农民们极为憎恨这些义务，特别是对领主承担的种种义务。从1835年到1855年间，俄国超过100名领主及管家被他们的农民杀害。1846年，奥属加利西亚地区爆发农民起义，领主们被大量屠杀。尽管已经有些颇具企业家精神的领主以现金取代劳役和实物奉献，这并没有终结中欧部分地区和东欧大部分地区的自给自足的农业。
1706491684
1706491685
北欧农村的穷苦大众吃黑麦面包、稀粥和土豆等蔬菜。中欧、东欧和俄国的农村穷人吃卷心菜。在法国他们吃洋葱和大蒜。对许多人来说，肉类只是某次婚宴上的遥远的回忆。若穷人吃得起肉类，他们最可能吃的是牛肚、猪耳朵或血肠。大部分饲养牲畜的农民支付不起屠宰这些动物所需的价钱。农民较少吃鱼，除非他们住在大海湖泊附近，或有允许他们捕捞或可偷偷捕捞的池塘（虽然连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穷人都买得起鲱鱼，这种鱼在波罗的海产量巨大）。水依旧是穷人必需的饮品，无论受到怎样的污染。南欧的贫民喝的是劣质酒；而北欧的贫民在一切可以喝啤酒的场合喝啤酒，还有苹果汁，尽管这两种的价格都相对较贵。
1706491686
1706491687
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81]
1706491688
城市化
1706491689
1706491690
19世纪上半叶，欧洲人城市化进程显著，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例急速上升（见表14.3）。1750年，伦敦和爱丁堡两大英国城市居民人数超过了5万；到了1801年，居民超过5万的英国城市共有8个，而到19世纪中叶有29个。伦敦居民人数从1800年的约90万，飙升至1850年的236.3万。不但如此，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镇。与英国和比利时相比，法国和德意志的城市化进程则极为缓慢。1851年，只有四分之一的法国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当时对城市的定义是至少达到2000居民的定居点。
1706491691
1706491692
表14.3 欧洲主要城市人口
1706491693
1706491694
1706491695
1706491696
城市 1800年 1850年 伦敦 900000—1000000 2363000 巴黎 547000（1801年） 1053000（1851年） 维也纳 247000 444000 那不勒斯 350000 415000（1871年） 圣彼得堡 200000 485000 莫斯科 200000 365000 柏林 172000 419000 利物浦 77000 400000 伯明翰 73000 250000 利兹 53162 172023 曼彻斯特 25000（1772年） 367000 然而巴黎人口从1801年的55万，增长到1846年的100万。斯德哥尔摩的人口也翻了4倍，从1800年的7.5万增加到19世纪末的35万。小型城镇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如葡萄牙的波尔图，60年内面积增加1倍。工业城镇是当时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不过商业和行政中心的人口也在增加。
1706491697
1706491698
总而言之，在欧洲越往北方或东方走（特别是东方），城镇就越少，且城市规模也越小。在奥地利，超过五分之四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在瑞典则是十分之九。俄国的农奴制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不但如此，总体而言，东欧没有什么制造业，因此制造业的城镇和贸易港口也更少见。俄罗斯帝国只有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三座城市稍有规模。莫斯科的部分地区依旧是农村，散落着农民工的木屋或泥屋。不过在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帝国的城市人口还是增长了将近一倍。
1706491699
1706491700
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多亏了煤气灯，街道的照明也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充足，但是贫穷地区变得更加拥挤。巴黎只有五分之一的建筑与城市供水系统相联，且只有最底下的一两层楼有水（搬运工拖着水缸上上下下）。随着城市发展，特别是在艰难时期，侵财型的犯罪也迅速增多。1805年到184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可控诉罪行翻了6倍，虽然该数据的激增可能也部分反映出治安水平的提高，因此也反映出报导能力的提升。对上流社会而言，城市的快速增长本身就是威胁。
170649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