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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国北部工业城市的状况尤其吸引了观察者的注意并让他们震惊。诚然，曼彻斯特住着富人，但是一名德意志莱茵兰人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寻找并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残酷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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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停滞着艾尔克河（Irk），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此外，这条小河还要接纳附近污水沟和厕所里的东西。……房屋一所耸立在一所后面，由于坡很陡，每一幢房子都看得见一小块；所有这些房屋都是被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窗玻璃破碎不堪，窗框摇摇欲坠；在后面，是旧的兵营式的工厂厂房……在这后面，是穷人的墓地和利物浦—里子铁路的车站，再往后就是习艺所——曼彻斯特的“穷人的巴士底狱”，它像一座城堡，从小山上的锯齿形的高墙后面森严地俯视着对岸的工人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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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的”史学编纂学派提出：工业革命至少在19世纪上半叶增加了就业、降低了一些商品的价格，几乎是立即改进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另一些历史学家则相反，他们认为依赖雇用劳动的人数增长速度超过了社会所能提供的岗位和薪水增长的速度，因此工业资本主义让工人以及其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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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邪恶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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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上半叶，随着行会限制的解除，机械化生产的增加，各行业商品充斥市场，导致许多工匠以及女工收入减少。随着新技术的到来，纺纱工等女工往往是第一批面临失业的工人。许多行业的工资也极端不稳定；工人们对经济波动的跌宕起伏几乎已经麻木。哪怕在好年景，许多行业也会遭遇无事可做的“淡季”。贫富差距在逐渐加大。在英国，许多中产阶级的家主的收入是一个技术工人的3—4倍。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的巴黎，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因为他们几乎一文不名，且无论如何也负担不起一名律师起草遗嘱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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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越是贫困的家庭用于购买食物的收入比重就越大，其食物主要是面包，第二大开支是衣服，再次是住宿。而其他所有开销，包括供暖、照明、家用工具、日常用品以及娱乐等只占家庭收入的不到10％。大部分来到城市的移民再也无法享受到过去困难时期在乡村获得的社会支持。大多数城市的工薪家庭有过向街道的当铺求助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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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工人似乎比欧洲大陆的多数工人活得更好。家长式统治，即由雇主负责提供一些补助来帮助雇工的传统，在新兴工业城镇似乎极为少见。但是一些制造商确实稍微提高了工人的薪水，为工人提供体面的住房，并坚持要求他们工人的孩子必须上学。但是这些值得称道的努力只涉及少数工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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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城市中穷人的居住环境可能比一个世纪前更为恶劣。工业城市的建筑施工草率、成本尽可能压低，它们很快变成破旧不堪的公寓。许多工人的住处有异味，这些味道来自未经处理的污水、垃圾、工业污染（如含硫的烟雾）以及散发腐臭味的河流和小溪。炎夏使斑疹伤寒和痢疾等严重疾病爆发。1848—1872年的英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传染性疾病。尽管英国一些大型都市试图改善供水、修筑下水道系统，但是工业城市死亡率几乎没有下降，其中肺结核病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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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孩子要么夭折，要么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抛弃。19世纪中叶，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每年大约2.6万名婴儿被抛弃，在华沙，弃婴约占婴儿的五分之一。弃婴中最幸运的是被丢在由国家、市政府或教会创办的慈善组织的门口的孩子。一些婴儿身边留下了纸条，1831年在鲁昂发现的一名弃婴携带的纸条上写着：“在遭受了巨大痛苦后，我使儿子维持在现在的状态，与儿子分离使我感到最大的痛苦。……我希望能再次看到他，一旦我能永远带回他。”但令人遗憾的是，通常情况并非如她所愿。育婴堂人满为患，卫生条件之差众所周知。在俄罗斯一省的四个城镇里，被收入孤儿院的儿童中超过90％会在几年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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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贫穷的家庭阻止房东侵入他们的地下室。他们和一头驴和一些老鼠一起住在地下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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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第一个制定国家贫困救助政策的国家。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1795年建立的斯品汉姆兰制，以财产税（“济贫税”）累积的资金作为劳工薪水的补助救济的基础是面包价格以及每个贫穷家庭户主需要养活的家属数量。但是这一济贫措施导致那些农场主支付更低的工资，且确保他们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它还可能促使贫困家庭生育更多的孩子，因为救济金是根据家庭人数多少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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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年出台的《济贫法修正案》结束了斯品汉姆兰制。该法案建立起济贫院，无业的穷人将被关在那里。济贫院的制度如同监狱，居住者们必须遵守严酷的纪律。他们希望能够早日找到任何可能获得的工作，以免被再次关进济贫院。为了强迫贫穷的失业者进入济贫院，城镇颁布法律禁止乞讨。若一家人都被带往济贫院，丈夫将会与妻子分开，孩子与父母分离，所有人挤入宿舍。他们被强迫做一些简单的工作，穿上别人穿过的衣服，忍受那些可怕的食物。贫穷是耻辱，以至于一名有影响力的官员甚至试图阻止教堂为贫民葬礼敲响钟声。1841年，尽管出现了有组织的反对济贫院的呼声，各地法律的实施也有较大差异，但是英国还是有超过20万人被关在济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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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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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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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上半叶，许多工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属于工人阶级，其利益不同于雇主和中产阶级。这些工人开始有了以相信劳动的尊严为基础的集体意识。这种阶级意识的觉醒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很难确定这种意识到底什么时候发展起来。不但如此，肯定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意识到他们属于工人阶级这个单独的阶层。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地区或城市中的工人，以及男性和女性工人之间，工作经历、技能的差异依然巨大。其他身份对工人也依然重要，如家庭身份、母亲身份、文化认同(21)、宗教信仰、村庄和邻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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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的工匠们是第一批表达出阶级意识的工人，他们与其他工人承受着同样的挫败感，拥有一致的目标。这一过程开始于19世纪初期的英国，虽然直到30年代才形成了一种具有内聚力的阶级认同感；在法国和德意志一些地区，这一进程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而在其他国家则出现得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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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工业化使许多行业受害，并威胁到工匠们维持了几个世纪的对自己的工作的掌控。手工艺生产的改变遍布整个欧洲。传统上，工匠根据行业进入相应的行会。虽然行会无法保护所有工匠不受市场力量(22)的侵害，但它使工匠能够控制外人涉足本行业、学徒训练以及生产等方面。鞋匠、石匠和裁缝以及其他行业的工匠保留着他们自己的手工业组织。相同行业中的敌对组织有时卷入更加艰苦、激烈的竞争。不但如此，哪怕是同一行业内部，各个工匠手艺和收益的高低仍有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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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法国首先以经济自由主义的名义，废除了行会制度，接下来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由于法律未对入行作限制，工匠人数迅速增加。结束了学徒期的帮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成为一名匠师，并雇用自己的帮工和学徒。在普鲁士，1816年到1849年间，匠师只增加了一半左右，而与此同时，渴望成为匠师的帮工和学徒增长了一倍多。工匠协会以及行业协会(23)促进了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尽管在一些地区，这些协会帮助垄断行业，从而也可能延迟了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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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技术化”（de-skilling）使裁缝等工人失去了按件计酬工作和获得同以前一样的工资的机会，导致工人的地位和收入下降。例如，裁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商人制造（其中一些是过去存下一笔钱的裁缝）把工作外包给裁缝匠师和帮工，但只让他们完成一项任务，如制作袖子，这样支付的薪水比让他们做整件套装要少。19世纪30—40年代，裁缝的收入大跌。许多裁缝匠师失业，或迫于生计成为这个行业的分包商。机械化制造成衣，也开始损害裁缝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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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行业逐步实现机械化，引发人们的抗议。早在1811年和1812年间，英国诺丁汉的手套制造者就捣毁了剥夺了他们工作的1000台织袜机。他们的领袖之一——这也许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叫内德·卢德。砸毁机器的“卢德派”和1829年到1830年“斯温上尉”的暴动者一样渴望恢复机械化时代前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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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群暴徒烧毁一家纺织厂，他们谴责机械是“魔鬼的发明”。西里西亚的织布工人被机械织布机逼入赤贫的境地。社会抗议运动和逐步的政治参与使工人群体有了一种与自己无法控制的经济与政治力量进行道德抗争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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