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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贫穷的家庭阻止房东侵入他们的地下室。他们和一头驴和一些老鼠一起住在地下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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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第一个制定国家贫困救助政策的国家。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1795年建立的斯品汉姆兰制，以财产税（“济贫税”）累积的资金作为劳工薪水的补助救济的基础是面包价格以及每个贫穷家庭户主需要养活的家属数量。但是这一济贫措施导致那些农场主支付更低的工资，且确保他们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它还可能促使贫困家庭生育更多的孩子，因为救济金是根据家庭人数多少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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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年出台的《济贫法修正案》结束了斯品汉姆兰制。该法案建立起济贫院，无业的穷人将被关在那里。济贫院的制度如同监狱，居住者们必须遵守严酷的纪律。他们希望能够早日找到任何可能获得的工作，以免被再次关进济贫院。为了强迫贫穷的失业者进入济贫院，城镇颁布法律禁止乞讨。若一家人都被带往济贫院，丈夫将会与妻子分开，孩子与父母分离，所有人挤入宿舍。他们被强迫做一些简单的工作，穿上别人穿过的衣服，忍受那些可怕的食物。贫穷是耻辱，以至于一名有影响力的官员甚至试图阻止教堂为贫民葬礼敲响钟声。1841年，尽管出现了有组织的反对济贫院的呼声，各地法律的实施也有较大差异，但是英国还是有超过20万人被关在济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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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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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上半叶，许多工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属于工人阶级，其利益不同于雇主和中产阶级。这些工人开始有了以相信劳动的尊严为基础的集体意识。这种阶级意识的觉醒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很难确定这种意识到底什么时候发展起来。不但如此，肯定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意识到他们属于工人阶级这个单独的阶层。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地区或城市中的工人，以及男性和女性工人之间，工作经历、技能的差异依然巨大。其他身份对工人也依然重要，如家庭身份、母亲身份、文化认同(21)、宗教信仰、村庄和邻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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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的工匠们是第一批表达出阶级意识的工人，他们与其他工人承受着同样的挫败感，拥有一致的目标。这一过程开始于19世纪初期的英国，虽然直到30年代才形成了一种具有内聚力的阶级认同感；在法国和德意志一些地区，这一进程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而在其他国家则出现得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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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工业化使许多行业受害，并威胁到工匠们维持了几个世纪的对自己的工作的掌控。手工艺生产的改变遍布整个欧洲。传统上，工匠根据行业进入相应的行会。虽然行会无法保护所有工匠不受市场力量(22)的侵害，但它使工匠能够控制外人涉足本行业、学徒训练以及生产等方面。鞋匠、石匠和裁缝以及其他行业的工匠保留着他们自己的手工业组织。相同行业中的敌对组织有时卷入更加艰苦、激烈的竞争。不但如此，哪怕是同一行业内部，各个工匠手艺和收益的高低仍有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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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法国首先以经济自由主义的名义，废除了行会制度，接下来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由于法律未对入行作限制，工匠人数迅速增加。结束了学徒期的帮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成为一名匠师，并雇用自己的帮工和学徒。在普鲁士，1816年到1849年间，匠师只增加了一半左右，而与此同时，渴望成为匠师的帮工和学徒增长了一倍多。工匠协会以及行业协会(23)促进了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尽管在一些地区，这些协会帮助垄断行业，从而也可能延迟了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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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技术化”（de-skilling）使裁缝等工人失去了按件计酬工作和获得同以前一样的工资的机会，导致工人的地位和收入下降。例如，裁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商人制造（其中一些是过去存下一笔钱的裁缝）把工作外包给裁缝匠师和帮工，但只让他们完成一项任务，如制作袖子，这样支付的薪水比让他们做整件套装要少。19世纪30—40年代，裁缝的收入大跌。许多裁缝匠师失业，或迫于生计成为这个行业的分包商。机械化制造成衣，也开始损害裁缝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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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行业逐步实现机械化，引发人们的抗议。早在1811年和1812年间，英国诺丁汉的手套制造者就捣毁了剥夺了他们工作的1000台织袜机。他们的领袖之一——这也许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叫内德·卢德。砸毁机器的“卢德派”和1829年到1830年“斯温上尉”的暴动者一样渴望恢复机械化时代前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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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群暴徒烧毁一家纺织厂，他们谴责机械是“魔鬼的发明”。西里西亚的织布工人被机械织布机逼入赤贫的境地。社会抗议运动和逐步的政治参与使工人群体有了一种与自己无法控制的经济与政治力量进行道德抗争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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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对自身的看法吸收了旧制度下的一种共同思想，它推崇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工人群体是道德实体的观念。许多工人得出结论，财富的来源不是拥有资本的企业家，而是工人，而他们正被剥削。另一些工人也开始有了一种阶级意识，因为他们都有过失业或工资降低的遭遇。居住模式和休闲场所（酒吧、卡巴莱餐厅、音乐厅）促进了这些工人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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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团体和社会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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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团体帮助塑造了工人阶级意识和战斗精神。在英国，以行业为基础的“互助会”在1815年已有超过100万成员。到了1872年，已超过3.2万个互助会。此外在法国和德意志，还出现了与之类似的帮工协会和“互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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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翼未丰的工会在英国发展，尤其在1824年议会废止了禁止工会的《结社法》（1799—1800）后。工会成员致力于保护工作环境。然而，哪怕是在工人负担得起会费的繁荣时期，19世纪上半叶，加入工会的工人依旧不超过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且加入工会的工人大部分是技术工匠。他们中间许多人认为自己与非技术工人没有共同之处，后者支付不起会费，也没有稳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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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工会，包括少数由妇女组织并为妇女而设的组织，当成员生病时，组织会提供帮助（开销从会费而来），并保证成员不会毫无尊严地葬在贫民的墓地中。不但如此，它们还会为那些拒绝接受匠师或雇主强加条件的工人提供资金帮助。这些资助必须秘密进行，因为罢工在大部分地区仍是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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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领导了社会抗议活动。他们的读写水平高于非技术工人，如印刷工人是个典型的例子，但裁缝（包括许多自学识字的女裁缝）和鞋匠通常也有文化。能识字的工人阅读新闻报纸和小册子，将新闻讲给那些不识字的工人。要求男性普选（或甚至全民普选）的政治运动出现，重大的社会改革发生，这些强调法国大革命的遗产——“自由、平等、博爱”的事件有助于阶级意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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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848年，象征贫穷工人希望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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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普莱斯（1771—1854）是一名裁缝，他曾经是同情法国大革命的工人团体成员，后来成为英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一些工人开始建立起合作商店，希望存钱支持合作村。1829年和1836年之间，工会主义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接下来的一年，由纺织工组成的首个全国性工会成立。一些工会成员开始与本行业的生产者建立合作社，不过这种合作社大部分存在时间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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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到1850年可以说是现代英国历史上社会最动荡的时期。技术工人与中产阶级激进分子一致要求政治改革。威廉·科贝特（1763—1835）以他的杂志《政治纪闻》帮助激发激进思想。1831年和1832年，工匠和技术工人领导了大规模示威活动，迫使下议院和上议院通过了1832年《改革法》（见第十五章）。《改革法》使更多人有选举资格，暂时缓解了中产阶级的不满。但是该法令继续将工人排斥在投票权之外，这促进了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因为议会以这种方式在法律上将工人定义为一个单独的、低人一等的阶级。差不多在同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通过公共集会、请愿、示威等代表性的方式支持工厂的改革，使19世纪30年代有了限制儿童、妇女的工作时间的议会法案。在困难时期，更多的工人走上街头抗议，呼吁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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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是在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巨大的障碍限制了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卫理公会（见第九章）在工人中间已有数千名教徒，它宣扬遵守纪律、接受在世间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某些特定行业内部的团结胜过跨行业的团结。非技术工人缺乏工匠的组织资源，工匠则被称为英国的“工人贵族”，一些人依然生活殷实。重建英国的政治生活并伸张社会公正的乌托邦式的梦想也逐渐消散。许多或者说大部分的工人开始接受资本主义是一种必然现象，同时要求更公平地分享到资本主义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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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德意志的工匠比接受了政治改革这一传统的英国工匠更有战斗精神。德意志的工匠为了保护其行业不被新人占领而激烈斗争。许多法国工人如今认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兄弟会”的成员，他们在19世纪30—40年代发动罢工反对他们的雇主。他们也支持中产阶级共和派推动选举改革，希望一个共和政体将代表他们实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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