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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依旧是拿破仑军队及其军事计划的核心(6)。拿破仑完善了18世纪发展起来的“混合型”(mixed order)阵形,这种阵形结合了两种形式:将士兵排为纵深约三排的横队,以及为了行军和进攻收拢成纵队。拿破仑让一些营保持为纵队,另一些为横队,这使军队能灵活作战。当他发现机会时,就下令从侧翼包抄对手,攻击敌军的后方联络线。当敌军阵形横向伸展时,技术娴熟的神枪手就将先遣部队打乱。接下来,他出色地判断出敌军的薄弱点,集中轰击的致命火炮(他曾说12磅炮是他“漂亮的女儿”)为步兵纵队的进攻作好了准备。其军队的行动速度让他可在敌军增援赶到前迅速攻击并打败敌军的一部分。拿破仑派遣他的军队,特别是骑兵,继续追击敌军。彻底击败才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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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旧时代的职业军,拿破仑军队里的士兵靠地里长出的食物过活,需要的东西就通过征用获取。这并未使法军受到欢迎,就连被正式纳入帝国的地区也不待见法军。但这的确使庞大的帝国军队能够远征,以每天2公里的速度行进。在那一时期,这速度听起来难以置信,因为那些步兵每人还需携带重达60磅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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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拿破仑获得了他的军官和士兵的高度忠诚,哪怕是到了最后最艰难的日子。他身先士卒,亲自率兵作战,以提拔和勋章奖励战功,有时候直接在战场上给出这些奖赏。皇帝自身的勇气极大地鼓舞了他的军队士气。在一场战斗中,他的皇家卫队拒绝战斗,除非拿破仑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他以溢于言表的尊重和慈爱对待士兵,因为他们似乎愿意为他付出自己的性命。至少有40万士兵的确为他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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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征战使哪怕出身最卑微的士兵有了光宗耀祖的机会,但伤亡的风险也很大。有时候被疾病夺取生命的士兵比战场受伤致死的还要多(7)。从军是一种艰苦的营生。境况好时,士兵吃得较好——面包、蔬菜,甚至有肉,还有葡萄酒或是朗姆酒。但在战败后或在荒凉的地方,士兵们若能找到足够的食物,就算是幸运。医疗仍不完善,虽然有一些提高,如在战争进行时就照料伤者,而非等到战争结束,那时往往就来不及了。包括每次大战后进行的许多截肢手术在内的大手术常常是致命的。但拿破仑对健康士兵的关心远超伤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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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让头衔和奖赏成为帝国的支柱。雅克路易·大卫的《授旗式》显示出军队渴望保卫拿破仑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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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法兰西帝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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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帝国是欧洲漫长的建国史上的一段重要时期。拿破仑在延续18世纪君主传统的同时,寻求使国家行政更有效而统一。他咄咄逼人的征服战争将从中央控制的官僚政府和集中的法律体系扩展到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因此我们有可能认为他就是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期待的“开明专制”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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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建立起新的社会等级结构,其基础不是血统,而是为国家所作的服务(特别是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和财产所有权。帝国在法国边界以外的部分,拿破仑安排他的亲戚及军队统帅任国家首脑,这是基本的帝国体系。如他让弟弟热罗姆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国王,早些时候,他将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变成由他的继子欧仁·德·博阿尔内统治的君主国。他的弟弟路易成为荷兰国王。他的兄长约瑟夫成为那不勒斯国王,后来成为西班牙国王。在法军征服的所有地方,拿破仑可怕的意志都强行推动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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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基础:帝国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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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参政院是帝国名望最高、也是最重要的行政机关。它监管财政、内政和战争事务。其成员向皇帝提出建议,起草法律法规,让立法院通过。拿破仑在参政院里任用了一批年轻、聪明的见习官员,他们未来将会任职于行政部门的重要岗位。参议院、立法院以及保民院只剩下了象征性的作用。到了1807年,拿破仑完全废除了保民院。就连参政院的成员也发现,他们对皇帝的影响力日益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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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银行,它提高了国家的借款能力。他延续督政府的政策,废除了大革命时期带来严重通货膨胀的纸币。此举使法国的货币稳定。他使征税更易进行。他下令丈量全国将要征收直接税的土地。他还增加了对食盐(8)、烟草、酒类和输入超过5000人口的城镇的货物征收的间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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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帝国还延续了大革命、特别是督政府时期的政策,使国家担负起提高教育水平的责任。法国此时一半人口是文盲,而拿破仑认为,学校通过教导一种最终会使教育与民族主义相联系的世俗的价值观,可以培养出爱国而服从的公民。1802年,拿破仑建立了公立中学,6年后只剩下37所还在为相对较少的进入中学的男孩开设。学生只能读由皇帝本人批准使用的课本。1808年,拿破仑还创立了法国最早的公立大学制度,使其负责“引导政治和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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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础:《拿破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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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是罗马的立法者,拿破仑想让历史称他为“新查士丁尼”。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后来被称为《拿破仑法典》,它也许是拿破仑皇帝留给后人影响最久远的遗产。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提交给路易十六的陈情书中有许多已要求法国的法律统一。在君主立宪制时期,国民公会开始编撰国家法典,但是在大革命的变迁中中断。法国法律的根本分歧是在法国南部成文的罗马法和北部基于当地传统习俗的习惯法之间,在法国有许多不同的法典。拿破仑命令参政院咨询一批律师,以将国家的法律编为法典。他本人参与了许多重要商讨和论辩。《拿破仑法典》使财产所有者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其中大部分条例都是与私有财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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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超过2000条的法典尊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承认宗教信仰自由。而1810年颁布的《刑法典》宣称“工作自由”,重新肯定了禁止工人或雇主结社(9)的《列·霞白利法》(1791)。《刑法典》所担保的雇主与工人间的关系中的“自由”使工人在法律上从属于他们的雇主且不可罢工。不但如此,工人必须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在得到要求时须将其递交市政官员、警察或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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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法典》反映出拿破仑传统的家庭观。他认为家庭是国家与个人之间最重要的媒介,也是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方式。《拿破仑法典》拒绝了大革命时期偶尔出现的对女性平等地位的要求,重新确立传统家庭的父权性质。这使妇女和儿童在法律上必须依赖其丈夫或父亲。《法典》让男性掌管家庭财产。妇女不能在不经丈夫允许的情况下,购买、出售财产或是进行买卖经营,此外她获得的任何收入都将会传给丈夫的后代,而不是她自己的财产。女工的薪水也应交给她的丈夫,且女性无权处置孩子的储蓄。和第一共和国时期一样,国家认可离婚,但是现在却越来越难实现离婚。《拿破仑法典》中关于牛的买卖的条款比处理妇女地位的还要多。在通奸案中,妇女面临的惩罚远远比男性的严厉。只有成年男性才能正式签署法律文书。拿破仑抱怨道:“在法国,人们对女性太尊重了。不应认为她们和男性平等。事实上她们不过是生孩子的机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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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旧制度下一样,父母可以把孩子关进监狱,并掌控孩子的婚姻。《法典》要求所有孩子都拥有平等的权利继承财产(10),从而结束了法国北部依旧存在的长子继承制。但是子女常常找到方法保证家产的完整性;如一个儿子可以买断他的兄弟继承的部分。长子继承制的结束也许还促使法国夫妇少生少育,从而避免家产被进一步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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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拿破仑法典》的不公平和不完美显而易见,且它有时是由侵略军颁布的,但它是瑞士、皮埃蒙特-撒丁与荷兰法律编纂与司法体制重构的基础。拿破仑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宣称:“我的光荣并非打了40次胜仗……但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会永远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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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基础:帝国的等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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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曾写道:“我的座右铭一直是:英雄不问来路。”他认为结束由出身造成的社会差异是法国大革命影响最为深远的成就之一。拿破仑的帝国支持中产阶级的志向。社会阶层晋升的法律障碍已消除,这使财富(主要由财产所有权和为国家所作的服务(11)界定)成为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然而,社会流动仍然有很大的阻碍。一个人要花费财富来获得背景、教育和名望,以跻身帝国的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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