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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逐渐以有关由法律界定的公民或臣民权利的言论取代了强调人权（源自18世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言论。他们相信由宪法体现、由法律界定、由国家保护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中产阶级的选民相信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会保证他们作为财产所有者的权利不受君主和贵族的践踏。他们反对选民范围过于狭隘，以至在英法普等国只有最富裕的人才有投票权的选举制度。他们的目标是扩大选举权范围。不过在19世纪的前三分之二，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所有人都应投票，而是认为选举资格来源于所拥有的财产数量，而且只有拥有财产的男性而非女性才有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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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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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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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的座右铭是“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他们试图限制国家的权力。他们尤其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运作。所以许多自由主义者反对经济保护主义——国家对进口产品征税。他们遵循《国富论》（1776）作者亚当·斯密（1723—1790）的理论的作者。他们的座右铭“自由放任”意味着政府应该让供求关系那只“看不见的手”带来变化。斯密曾提出：不受限制的自由经济的运行将确保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反过来，这将通过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为公共利益服务。斯密还相信：若经济可以遵循其自然的进程发展，就会出现一种新的社会等级结构。商人的投资增加了共同利益，他们将替代贵族和教士，成为普通大众服从的阶层。事实上，西欧的情况越来越接近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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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形成了企业家理想的另一块基石，事实上它也是广义上的自由主义的基石。杰里米·边沁（1748—1832）是功利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1776年，他提出判断法律的标准应是其社会效用，或是否提供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他的关于任何法律和政府的最著名的标准提问是：“有效吗？”边沁的功利主义反映出英国政府权力相对分散，以及国王的臣民们的普遍的信念：在生而自由的大不列颠人的“自由”中，一个少提要求而高效运作的政府是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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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后继者逐渐将有关经济运作的思考变成一门科学。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则的基础是科学的确定性。他们乐观地认为制造业时代的英国正在发生经济与社会变革。斯密和边沁的理论对英国商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以效用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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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年，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1772—1823）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认为存在一条“工资铁律”，即若由供求法则决定工资，工资将降低到接近勉强维生的水平。这一理论对制造商而言无疑比对工人而言更让人欢欣鼓舞。1819年李嘉图当选议员，成为中产阶级的英雄。他告诉自由主义者，经济中那“看不见的手”将会使经济持续繁荣增长，企业的利润的大部分将落入雇主的口袋，如此使自由主义者放心。通过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威斯敏斯特评论》（1824年首次出版），以及报纸，边沁和其他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为众多读者所认识。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由不奉国教者建于1828年）聘用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经济自由主义在法国和德意志诸国都有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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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企业家并非总是支持同样的特定经济政策。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托利党政府通过降低为帮助加拿大出口商而对波罗的海木材征收的一直很高的关税以及建立起与英格兰小麦价格相关的浮动关税制度，首次凿开了保护主义的壁垒。许多法国企业家要求政府维持高关税，以阻止英国的制成品和机械进入法国市场。各地商人都要求改善交通网。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如同李嘉图那般，要求“劳动自由”，即雇主和他们的工人签订的自由协议不受任何限制。许多企业家反对国家强制限制他们在工作场所的权威，这些限制包括关于安全及童工的法规。这些企业家将他们的工厂看作自己的堡垒，他们可以在里面肆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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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自由主义者相信，强大的国家危害政治自由。毕竟法国大革命曾在雅各宾派的中央集权和拿破仑的独裁统治中到达高潮。欧洲大陆的自由派依旧有更强的“国家主义”倾向，他们同意由政府承担一个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特别在德意志诸国与西班牙，在那里，他们依靠强大的国家对抗来自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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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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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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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个人发展中的想象力与情感的浪漫主义作为一场文学、艺术以及音乐运动最早出现在18世纪晚期。1798年，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以及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发表了一部宣言，呼吁诗人们放弃以古希腊和罗马的典范为基础、展现18世纪的宫廷与贵族的生活特质的古典风格，表达对自然的情感回应。在浪漫主义时期，晕厥开始流行，因为这似乎是真实的情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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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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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守主义中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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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首先促成了保守主义的复兴。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家最初受到法国大革命表面上对旧制度的束缚取得的胜利吸引，之后他们因大革命的暴力转变而感到幻灭。柯尔律治曾是最早颂扬大革命的人中的一员，但是当大批法国军队开始越过国界，其身份与其说是解放者更像是征服者时，他变得反对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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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家都是反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宗教信徒。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写下了自己在经历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动荡后重新皈依天主教之事：“我哭泣，我信仰。”对法国大革命幻想的破灭帮助德意志的浪漫主义作家在民族主义中发现了实现个人成就的方式。民族主义也成为反对启蒙运动理性传统的标志。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1744—1803）是一名普鲁士教师之子，也是狂飙突进运动（Sturmund Drang）的充满激情的领导人之一，这是德意志年轻作家发起的对启蒙运动思想的反叛。赫尔德呼吁人们研究并赞扬德意志的文学和历史，提出个人正是通过满怀激情地认同才达到个人发展的最高阶段。德意志人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以及最重要的——语言，这些是一个民族（Volk）或存在且演化着的“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意识到这些并对此产生认同，将使所有德意志人联系在一起。赫尔德由此促成了民族文化这一概念的出现。同时，他坚持认为存在受各种气候、历史和文化传统影响的不同种族类型，这一观点将影响19世纪晚期种族主义的演变。在中欧和东欧，许多地区都是多民族的聚集地，浪漫主义颂扬各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真实的历史。到目前为止，离主张各个民族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这一观点的出现，已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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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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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的文学和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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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者将自由定义为灵魂的感觉和激情的释放。他们寻找虽受到国家、宗教或是社会习俗的束缚但依旧能实现自我的“英雄式的天才”。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再现了英雄般的个体心灵深处激情的战斗。歌德的《浮士德》（1790）中的主角努力迎着无法理解他的社会逆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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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浮士德，浪漫主义的作家和艺术家们至少在最开始都是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局外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没有建立起专业地位的孤独者，被他们自身认为的追求自我成就而未成功的悲剧压倒，因为那些天赋不高的人无法理解他们的才华。浪漫主义者忍受着灵魂的痛苦。英国诗人珀西·比西·雪莱（1792—1822）在他的诗作《阿波罗礼赞》中，向诗人（因此也是向他自己）致以最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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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宇宙的眼睛，它凭着我 看到它自己，了解自身之神圣； 乐器与诗歌发出的一切和谐之音， 一切预言、一切良药， 一切艺术或自然之光都属于我， 胜利和赞美都应属于我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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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的画家试图通过描绘面对自然的力量的个人的无助来传达感情，自然就是用深沉、丰富的色彩画出的聚拢的暴风雨、汹涌的海洋和巨大而黑暗的森林。在法国，泰奥多尔·热里科（1791—1824）凭借他的画作《轻骑兵军官在冲锋》（1812）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这是一幅近乎崇拜性质的画作，它描绘了一位正在激烈战斗的拿破仑的军官。热里科变得痴迷于船难，这一主题反映出他无常的个性。为了画出极具冲击力的描绘西非海岸的一次海难的《梅杜萨之筏》（1818—1819），他寻找这类悲剧的真实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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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奥多尔·热里科的《轻骑兵军官在冲锋》（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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