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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守主义中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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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首先促成了保守主义的复兴。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家最初受到法国大革命表面上对旧制度的束缚取得的胜利吸引,之后他们因大革命的暴力转变而感到幻灭。柯尔律治曾是最早颂扬大革命的人中的一员,但是当大批法国军队开始越过国界,其身份与其说是解放者更像是征服者时,他变得反对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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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家都是反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宗教信徒。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写下了自己在经历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动荡后重新皈依天主教之事:“我哭泣,我信仰。”对法国大革命幻想的破灭帮助德意志的浪漫主义作家在民族主义中发现了实现个人成就的方式。民族主义也成为反对启蒙运动理性传统的标志。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1744—1803)是一名普鲁士教师之子,也是狂飙突进运动(Sturmund Drang)的充满激情的领导人之一,这是德意志年轻作家发起的对启蒙运动思想的反叛。赫尔德呼吁人们研究并赞扬德意志的文学和历史,提出个人正是通过满怀激情地认同才达到个人发展的最高阶段。德意志人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以及最重要的——语言,这些是一个民族(Volk)或存在且演化着的“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意识到这些并对此产生认同,将使所有德意志人联系在一起。赫尔德由此促成了民族文化这一概念的出现。同时,他坚持认为存在受各种气候、历史和文化传统影响的不同种族类型,这一观点将影响19世纪晚期种族主义的演变。在中欧和东欧,许多地区都是多民族的聚集地,浪漫主义颂扬各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真实的历史。到目前为止,离主张各个民族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这一观点的出现,已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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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的文学和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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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者将自由定义为灵魂的感觉和激情的释放。他们寻找虽受到国家、宗教或是社会习俗的束缚但依旧能实现自我的“英雄式的天才”。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再现了英雄般的个体心灵深处激情的战斗。歌德的《浮士德》(1790)中的主角努力迎着无法理解他的社会逆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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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浮士德,浪漫主义的作家和艺术家们至少在最开始都是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局外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没有建立起专业地位的孤独者,被他们自身认为的追求自我成就而未成功的悲剧压倒,因为那些天赋不高的人无法理解他们的才华。浪漫主义者忍受着灵魂的痛苦。英国诗人珀西·比西·雪莱(1792—1822)在他的诗作《阿波罗礼赞》中,向诗人(因此也是向他自己)致以最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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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宇宙的眼睛,它凭着我 看到它自己,了解自身之神圣; 乐器与诗歌发出的一切和谐之音, 一切预言、一切良药, 一切艺术或自然之光都属于我, 胜利和赞美都应属于我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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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的画家试图通过描绘面对自然的力量的个人的无助来传达感情,自然就是用深沉、丰富的色彩画出的聚拢的暴风雨、汹涌的海洋和巨大而黑暗的森林。在法国,泰奥多尔·热里科(1791—1824)凭借他的画作《轻骑兵军官在冲锋》(1812)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这是一幅近乎崇拜性质的画作,它描绘了一位正在激烈战斗的拿破仑的军官。热里科变得痴迷于船难,这一主题反映出他无常的个性。为了画出极具冲击力的描绘西非海岸的一次海难的《梅杜萨之筏》(1818—1819),他寻找这类悲剧的真实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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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奥多尔·热里科的《轻骑兵军官在冲锋》(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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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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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者也相信音乐和绘画、诗歌一样能够释放出听众内心的情感。浪漫主义的文学追求并实现了与古典文学准则的彻底决裂,浪漫主义的音乐作品则建立在18世纪大师们的传统音乐的基础上,促使公众重新发现传统。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1827)的作品如双足分别踏在古典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之人,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搭建了桥梁。贝多芬是莱茵兰城市波恩的一名酗酒成性的宫廷音乐家之子,他热爱沉思,朴实而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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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的音乐遵循着古典音乐的结构和和弦规则。德意志浪漫主义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后来说道,当贝多芬听觉日渐衰弱时,他“不受生活的喧闹干扰,(只听得见)灵魂的和谐之音”。贝多芬的听众们努力去理解他那似乎越来越无视传统结构和和弦的音乐。一名评论家这样评价贝多芬的一部交响乐:“作曲家……如同雄鹰一般飞行,接着他爬行在遍布岩石的路径中。当他用温柔的忧郁穿透灵魂后,立即以大量野蛮的和弦将其撕裂。我似乎看到鸽子和鳄鱼放在一起。”贝多芬的交响乐和弦乐四重奏在欧洲被广泛演奏,而他的奏鸣曲促使钢琴变得流行。持续被改良的钢琴共鸣效果变得更好,且作为独奏乐器得到了认可。钢琴变得越发流行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当时的人着迷于能够快速运转的机器。仅仅在20年前,莫扎特还在努力使收支平衡,而如今贝多芬名利双收,他将自己从古老的宫廷和教会的资助体制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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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歌剧依旧是最受欢迎的音乐表现形式,其奢华的舞台布置和精致昂贵的戏服吸引着大量观众,但浪漫主义的音乐在19世纪上半叶也变得愈发流行。如今公众大量涌入音乐会,更多的音乐家能够靠他们的表演维生。音乐家为公共音乐会作曲。音乐“大师”成为一种现象,他们举办巡回演出,坐火车出行。没有哪位音乐家比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尼科洛·帕格尼尼(1782—1849)更受欢迎。对一名观察家而言,帕格尼尼的表演、他所制造的音乐效果,以及他疯狂的模样似乎表明他正在进行巫术。音乐也在私人生活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不但有更多的人弹钢琴,而且在中产阶级家庭中,音乐会也变得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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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早期,广受好评的尼科洛·帕格尼尼在音乐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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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起义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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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议如同为了阻止洪水泛滥勇敢地试图用手指填塞堤坝的漏洞的荷兰男孩。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维也纳会议所代表的旧政治秩序与新生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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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和德意志,自由派的中产阶级要求让更多的人拥有政治权利。报纸和政治小册子巧妙地回避了审查制度的严格管理,向保守政体重获的特权发出了挑战。在英国,中产阶级的发言人直面保守派以及保守主义的敌人所称的“旧式腐败”,即一种以富裕地主的庇护和影响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在欧洲大陆,中产阶级大声呼吁建立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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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诸国、意大利诸国和比利时,自由主义与新兴的民族主义者团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律师和学生们呼吁建立起以民族为基础的独立国家。这是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大国,特别是多民族的俄罗斯和奥地利帝国憎恨的事。以民族的原则(而不是君主或诸侯的主权)组建新国家的要求将威胁到这些帝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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