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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奥多尔·热里科的《轻骑兵军官在冲锋》(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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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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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者也相信音乐和绘画、诗歌一样能够释放出听众内心的情感。浪漫主义的文学追求并实现了与古典文学准则的彻底决裂,浪漫主义的音乐作品则建立在18世纪大师们的传统音乐的基础上,促使公众重新发现传统。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1827)的作品如双足分别踏在古典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之人,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搭建了桥梁。贝多芬是莱茵兰城市波恩的一名酗酒成性的宫廷音乐家之子,他热爱沉思,朴实而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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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的音乐遵循着古典音乐的结构和和弦规则。德意志浪漫主义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后来说道,当贝多芬听觉日渐衰弱时,他“不受生活的喧闹干扰,(只听得见)灵魂的和谐之音”。贝多芬的听众们努力去理解他那似乎越来越无视传统结构和和弦的音乐。一名评论家这样评价贝多芬的一部交响乐:“作曲家……如同雄鹰一般飞行,接着他爬行在遍布岩石的路径中。当他用温柔的忧郁穿透灵魂后,立即以大量野蛮的和弦将其撕裂。我似乎看到鸽子和鳄鱼放在一起。”贝多芬的交响乐和弦乐四重奏在欧洲被广泛演奏,而他的奏鸣曲促使钢琴变得流行。持续被改良的钢琴共鸣效果变得更好,且作为独奏乐器得到了认可。钢琴变得越发流行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当时的人着迷于能够快速运转的机器。仅仅在20年前,莫扎特还在努力使收支平衡,而如今贝多芬名利双收,他将自己从古老的宫廷和教会的资助体制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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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歌剧依旧是最受欢迎的音乐表现形式,其奢华的舞台布置和精致昂贵的戏服吸引着大量观众,但浪漫主义的音乐在19世纪上半叶也变得愈发流行。如今公众大量涌入音乐会,更多的音乐家能够靠他们的表演维生。音乐家为公共音乐会作曲。音乐“大师”成为一种现象,他们举办巡回演出,坐火车出行。没有哪位音乐家比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尼科洛·帕格尼尼(1782—1849)更受欢迎。对一名观察家而言,帕格尼尼的表演、他所制造的音乐效果,以及他疯狂的模样似乎表明他正在进行巫术。音乐也在私人生活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不但有更多的人弹钢琴,而且在中产阶级家庭中,音乐会也变得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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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早期,广受好评的尼科洛·帕格尼尼在音乐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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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起义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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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议如同为了阻止洪水泛滥勇敢地试图用手指填塞堤坝的漏洞的荷兰男孩。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维也纳会议所代表的旧政治秩序与新生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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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和德意志,自由派的中产阶级要求让更多的人拥有政治权利。报纸和政治小册子巧妙地回避了审查制度的严格管理,向保守政体重获的特权发出了挑战。在英国,中产阶级的发言人直面保守派以及保守主义的敌人所称的“旧式腐败”,即一种以富裕地主的庇护和影响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在欧洲大陆,中产阶级大声呼吁建立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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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诸国、意大利诸国和比利时,自由主义与新兴的民族主义者团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律师和学生们呼吁建立起以民族为基础的独立国家。这是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大国,特别是多民族的俄罗斯和奥地利帝国憎恨的事。以民族的原则(而不是君主或诸侯的主权)组建新国家的要求将威胁到这些帝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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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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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体系经历的第一次考验发生在西班牙。斐迪南七世(统治时期:1808—1833)于1814年回到马德里后,宣布他不承认1812年议会起草的自由主义宪法。这一宪法规定大臣们对议会负责,并将西班牙的最高统治权定义为“本质上属于(西班牙)民族”,即属于两个半球所有西班牙人的联合。这一宪法保护财产、新闻自由以及避免被任意逮捕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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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迪南七世实施严格的审查制度,迎回宗教修会耶稣会,并压制共济会分会。不但如此,他拒绝召开议会,而他在回归时曾许诺过这点。教士和贵族收回他们在拿破仑时代失去的土地。天主教会为维护宗教正统而设的制度化的机构宗教裁判所也回归西班牙,警察们再次开始逮捕所谓的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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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班牙的王室依旧与贵族和教士的特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神职人员约占西班牙成年男性的30%,他们许多人居住在散布于乡村的修道院里。贵族和教会拥有国家三分之二的土地,且这些土地大多没有生产力,就和从耕地者手中收取赋税的土地所有者一样。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农民依旧支持着现存秩序,他们相信乡村神父说的话就是上帝的言语。阅读了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报纸的少量贵族和中产阶级(大多数人仍是文盲)所见之物几乎全是如一名旅行者所说的“不同的贞女创造的奇迹,神圣的修士和修女的生活,有关神奇的皈依的传奇故事,对犹太人、异教徒和共济会会员的诋毁,以及鬼怪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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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班牙早已不是欧洲大国之一,反法同盟还是乐于看见一位“合法”的统治者回归法国南面。不但如此,西班牙帝国已经开始瓦解。法国的占领、半岛战争以及国王的流亡海外(见第十三章)早已削弱了西班牙对拉丁美洲殖民地的控制。殖民地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最早的发生在1816年的阿根廷。脾气暴躁的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是一名受到欧洲启蒙运动思想教育的克里奥尔贵族。1821年,他率领一支军队解放了他的祖国委内瑞拉,并于1824年在秘鲁击败了西班牙军。北美大陆的美国独立战争成为鼓舞人心的榜样。缺乏资源且领导不力的西班牙军队被迫在这片地形极为多变的广阔领土上战斗。1821年,西班牙承认墨西哥独立。西班牙在16世纪从北美延伸到南美最南端的海外帝国如今只留下了加勒比海岛屿古巴和波多黎各,以及亚洲的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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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820年西班牙发生了起义。商人和律师很快与领导反对斐迪南的起义的军官联手。如今国王同意召开议会,并遵守1812年制定的自由主义宪法。梅特涅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普鲁士的支持下,要求进行联合武装干涉。法国的路易十八同样如此,他急于证明自己是一个可靠的盟友。但是大不列颠一直坚决反对介入西班牙内政,首要原因是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第二个原因是它担心外国军队在西班牙的出现可能会破坏英国的贸易,或是使法国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影响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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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战火也蔓延至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逃至巴西,自由派军官趁国王长期不在国内,于1820年发动起义,反对英国支持的摄政王。他们起草了一部以1812年西班牙宪法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宪法。同年,一场军事政变使国王若昂作为立宪君主从巴西回归。这一宪法保证宗教宽容、公民权利以及财产的神圣性。这场革命的影响一方面削弱了天主教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导致1823年到1834年保王党与自由派、激进派同盟的内战,然后在经历了约40个不同的政府以及另一场政变后,到了1851年,一个以有限制的选举权为基础的议会制政府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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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815年到1830年的意大利,烧炭党人的秘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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