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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波兰发生的反抗俄国的起义激发了德意志大学生的想象力。1832年，海德堡大学附近的一座城堡废墟中3万人参加的大型集会将民族主义运动推向顶点，这场会议的发言人褒扬人民主权。学生们企图占领德意志联邦议会所在地法兰克福的行动被警察们挫败。联邦议会为此通过了“十条”（Ten Articles），包括将大学置于监视之下，与警察协调合作镇压德意志诸国的自由派，禁止公共集会，并规定联邦诸国将会帮助任何受到革命威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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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由主义在德意志诸国逐渐获得了教授、学生以及律师的大力支持。后来这段时期被称作三月前期，即1848年三月革命前的骚动时期（见第十六章）。1830年的法国革命影响了这些“青年德意志人”。诗人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在波旁王朝灭亡后，飞速来到巴黎。他的《法兰西现状》将巴黎显而易见的思想自由和乐观主义气氛与自由派在没有革命传统的德意志诸国面对的镇压和悲观顺从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德意志自由派依旧是政治的局外者，他们与人们对意识形态统一性的普遍尊重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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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意志自由主义日渐与对德意志的统一的追求联系起来，尽管德意志的地方主义（诸多独立小国并存的传统）对此构成了挑战。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明确地阐述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对一个强大国家的尊敬之间的联系，后者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国家主权则是德意志自由主义思想的特征。对黑格尔而言，民族主义等同于一种有潜力塑造一种新道德的世俗宗教。黑格尔笔下的国家强大无比、甚至令人畏惧，他使个人权利服从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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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吸引了德国商人和制造商，他们反对阻碍贸易的复杂的关税壁垒，这种制度沿公路与河流设立了一系列收费高昂的关卡。随着德意志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莱茵兰地区，商人们支持建立关税同盟的提议。在1834年，关税同盟成立后，17个德意志邦国的关税壁垒得以解除。对自由派民族主义者而言，关税同盟似乎为德意志最终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它为呼吁政治改革的运动注入了生机。但是那些希望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国走向立宪制度的人感到失望。普鲁士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统治时期：1840—1861）拒绝建立一个代表所有普鲁士人的议会。而他在1847年最终召开的联合议会并非由民众选举产生，且仅仅是作为国王的顾问机构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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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大不列颠的危机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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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对政治改革的要求，特别是对扩大选民范围、使更多中产阶级拥有投票权的要求，将真正考验英国的精英阶层为了社会和政治和谐而作出妥协的能力。滑铁卢之战后的复员30万士兵几乎找不到任何工作，他们中许多人依靠救济金而活。在民众的抗议中，劳动者们加入了呼吁普选的激进分子组织的俱乐部。1818年到1819年的粮食歉收导致了高物价、粮食骚乱和砸毁机器事件。18世纪90年代大众的激进主义导致政府解散了激进的“通讯协会”，终止了《人身保护令》，使不经起诉逮捕民众成为可能。《结社法》（1799—1800）在规定罢工违法的同时，加强了反对工会的现行法律。如今普通民众也开始要求政治改革。1819年8月16日，大约6万人集结在曼彻斯特附近举行示威游行，他们要求建立政治组织和自由集会的权利。受到委派的当地警员介入，逮捕了示威的主要发言人。接下来，士兵们向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开枪，这些抗议者中许多人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11人被射杀身亡，数百人受伤。这场丑陋的事件以“彼得卢大屠杀”之名被载入历史，这是一场可耻的胜利，战胜的不是滑铁卢的拿破仑，而是英国的毫无抵抗力的贫民劳动者。议会通过了《六条法令》，恢复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镇压性法律，暂停《人身保护令》，对出版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那一年，政府还粉碎了“卡托街密谋”，这是一场激进主义者策划的阴谋，他们打算在伦敦暗杀出席晚宴的内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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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年代晚期对英国的穷人而言是一段惨淡的时光。英国犯罪率增加，特别是涉及财产的犯罪，反映出当时的世道艰难。工匠和技术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组织了更多的工会，例如代表工程技术工人的工会。1824年，议会废除了《结社法》，使罢工变得合法。于是工人们组织了更多“互助会”，其会员需要交纳一定的会费，以此换得工会在他们生病时提供的最低限度的帮助，或是由工会支付他们的安葬费，以避免他们被不体面地葬于贫民墓地。在1829—1830年遍及英格兰南部的生活艰辛、劳资纠纷、示威以及粮食骚乱和砸毁机器的浪潮的背景下，互助会以及其他的工人俱乐部引发了人们对改革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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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曼彻斯特的“彼得卢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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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及选举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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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世纪的英国将不会出现革命。那些控制议会的有土地的精英受到制造业利益团体的支持，屈服于中产阶级的要求，进行改革，化解了当时社会与政治的紧张局面。尽管许多托利党人相信选举改革将开启一个危险的先例，但是由于害怕民众的抗议、甚至是革命的爆发，他们最终作出了妥协。由议会批准的改革有助于自由主义共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出现，这种共识将持续整个世纪。宗教可能也对此起到了重要作用。英国政府专门拨款，在工人阶级地区建立了更多圣公会教堂。同时，卫理公会和英国其他“新不奉国教派”的教会一起争取到了许多信徒，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社会的紧张局势。圣经会以及其他关注穷人困境的福音派协会数量急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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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尽管遭到英国国教的强烈反对，议会还是废除了迫使所有公职人员必须在圣公会领受圣餐的《宣誓法案》及《市镇法案》。对天主教解禁已成为一个重大政治议题，这或多或少是因为它与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的问题有关系。那里已开始了一场改革运动，它组织抗议活动，反对英国的新教统治。似乎到处都在发生起义。爱尔兰富裕的天主教徒直到1793年才拥有投票权(12)。1800年，爱尔兰议会被废除，尽管在大不列颠议会上有爱尔兰的代表。到了182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天主教徒解禁法》，最终从法律上解除了禁止天主教徒担任政府公职和议员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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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一直与辉格党领导的要求选举改革的运动密切相关。这一政党最坚定地支持君主立宪制和议会的权利。当时英国只有十五分之一的男性拥有投票权。商人为自己在下议院未被充分代表而怨恨。选举制度依旧是体现地方精英阶层与英格兰某些从14世纪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群体的利益的大杂烩。议会中代表北方工业城市的议员仅有寥寥几位，因为议会选区自工业革命前的时期以来从未改变。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在议会中都没有相应的代表。这些城市里富裕的商人已不再满足于通过声称考虑他们的利益的议员得到间接的“实质性代表”。与此不同的是，一些人烟稀少的农村地区在议会中却依然拥有代表。其中邓尼奇是最臭名昭著的“腐败选区”。从12世纪起，这个地区就被大海淹没。而所谓的“口袋选区”则是被当地富裕的地主控制的选区，他们能定期重返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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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30年法国革命的消息传来时，英国的上流社会聚集在一起，恐惧万分。正如他们的老生常谈：当法国打了个喷嚏时，欧洲的其他地方可能会患上感冒。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政府展示武力，使赞美法国和比利时革命的有组织的抗议被限制在一场情绪激昂的集会上。在英格兰，人民聚集在一起，倾听受到他们欢迎的激进分子威廉·科贝特（1763—1835）的演讲；他的周报《政治纪事周刊》目标读者是“帮工和劳动者”，呼吁政府使所有的男性公民都有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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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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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改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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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后的普选削减了议会多数派保守派的席位。拥有广泛基础的争取选举改革的运动席卷了这个国家。议会收到了5000份请愿书，其中一些以爱国主义的口吻抨击那些自私自利的有土地的精英。新首相查尔斯·格雷伯爵（1764—1845）是一名辉格党人，他知晓下议院通过的任何改革法案将永远不会在人员组成像当时那样的上议院通过。1831年，一项由政府的提出的废除许多“腐败选区”和“口袋选区”的提案遭到上议院的否决。公众集会抗议这次失败，特别是在工业化的北部和苏格兰的城市，它们在下议院都没有席位。当上议院在1931年10月否决了又一份改革提案后，示威者们大量聚集在伦敦，一场在布里斯托尔爆发的骚乱以12人死亡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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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此时，更多的托利党人已经同意格雷的观点：只有某种选举改革的提案被通过，才能使英国免于遭受革命。他们害怕会发生如同1830年的法国那样的情况：受挫的商人和激进分子结成受工人支持的同盟。下议院于1832年3月通过了辉格党人第三次提交的法案，将其呈交给上议院。威灵顿公爵尝试组建政府部门失败。格雷则再次当选首相，他说服了新王威廉四世（统治时期：1830—1837）作出威胁：为了让改革法案通过，他将创造出足够多的新贵族，使上议院通过改革法案，而上议院的贵族不希望看到他们的队伍受到“速成贵族”污染。威灵顿同意不再反对，改革法案终于得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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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的《改革法》是英国现代史的转折点。大地主同意将获得投票权的条件限制降低，选民人数由此几乎翻了一番。英国远非一个民主国家，如今只有约五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公民拥有投票权，但是英国的议会如今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这个新兴的工业社会。到了19世纪40年代早期，商人占据了下议院15％的席位，35％的下院议员与商业和工业有所联系，比如是企业的董事会成员。英国拥有投票权的男性的比例如今已高于法国、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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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托利党人之前所担心的，新选民使辉格党的实力得以增强。议会在1833年通过了两项受到《改革法》影响的改革法案。反奴隶制的协会发起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反对英国自治领中的奴隶制的运动，这部分是为回应不奉国教者、福音派、新教徒和政治激进分子对奴隶制的日益增强的反对。英国在1808年已经退出奴隶贸易。6年后，75万人在英国签署请愿书，呼吁废除奴隶制。但是在1830年，英属西印度群岛依旧有65万奴隶，在非洲和亚洲（以及美国）的英国殖民地也有奴隶。妇女团体分发宣传刊物，策划了一次对西印度群岛奴隶生产的食糖的抵制活动。这场运动成功了，1833年议会废除了英帝国范围内的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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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改革措施（见第十四章）也在1833年得以通过。这项改革严禁雇用9岁以下的童工，并规定：9—12岁的儿童每天的工作时间至多为8个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8个小时），13—18岁的“年轻人”每日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12个小时（每周最多69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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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贫法》在1834年通过。拥有健全肢体的个人将不再受到堂区的救济，而将被监禁在“妥善管理的”济贫院。1835年的《市镇法》，废除了往往腐败的旧自治市政府，建立起选举产生的负责行政的市议会组织。这再次反映出英国中产阶级（特别是在工业地区）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改革让包括不奉国教者在内的更多的辉格党人可以在地方政府担任公职，从而再一次沉重打击了旧贵族寡头集团和英国国教对英国公共生活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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